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较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轻松实现。而我倾向于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年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现实存在。
以下让我们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几大要素：
第一， 增长质量。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形势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才会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等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改变政绩观何其难！
第二， 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年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年间依赖土地财政，此后至今则青睐于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元，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9万亿元间，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18万亿元。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元，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元，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
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囯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我持较为悲观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类似地方政府破产这样的硬性约束，放开市政债将导致地方债务再扩张。那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为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富程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第三，囯进民退。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元，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元，税收1.9万亿元。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元。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元，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到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的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囯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如何应对国进民退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理念。政府自设企业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会带来更多问题，但便利是当下的，问题则是长远的。自上而下直接任命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同样垂直的国资体系，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也许改革需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财政资金安排，逐步压缩和公共产品无关的生产型项目投资，加速公共财政转型；二是落实政府的出资人角色，将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以及国企的红利，逐步拨入社保体系，弥补历史欠账并缓解现有缺口的扩大；三是逐步切断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四是明确限定国企的战略布局行业和范围，加速收缩和退出。
当下则可暂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压缩央企的参控股层级，压缩乃至杜绝相互持股；二是压缩地方国企获得资金等要素的渠道。没有国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简布局，对私营企业而言，加强行业垄断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话。
第四，房产泡沫。
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
就货币化而言，在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方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就更为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元，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万亿~5万亿元，很难想象房产泡沫对金融稳定能不产生冲击。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房产可能的泡沫化风险呢？
一是应当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徙仍在推进中，但房地产已进入平台期，不能将京沪深广核心区的房价上涨，视同全国普涨的信号。同时也应看到，一线城市核心区房价和房租的上涨，是供求矛盾使然，并无行政良方可治。
二是集约用地。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工业用地用量过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的势头有所回潮。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为1.5∶1，其中工业用土约为5万~6万平方公里，用地占比为26％，远超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
三是保障房建设层次过多，过于复杂，宜简化为可售和公租两类，减可售、增公租。
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综合体已有明显的过剩迹象，应予警惕。
五是对开征房产税要慎重。至少在我看来，加强个税和开征遗产税，较之房产税更为现实和平稳。
第五，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下行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带来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的痛苦，意味着银行体系要维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现实。
我们大致可以将金融资产去向归结为四块：一是地方债务，余额15万亿~18万亿元；二是房地产，银行信贷约13万亿元，影子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融资大约为4万亿~5万亿元，加总也有近18万亿元；三是制造业，银行业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超过25％，因此制造业的金融债务至少在20万亿元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户，金融债务不会低于制造业，且融资期限更长。
从银行系统看，目前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仍然超过52％。和地方债务、房地产、基建融资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更为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未来中国经济若能稳定在6％~8%的增长平台已非常难得。
和上一轮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将更持久，去产能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在此进程中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间25％那样的极其危险的水平，但不良率将升至4％~10％的温和水平，相应的不良余额约为3万亿~7万亿元，和目前不足2万亿元的拨准余额以及每年1万多亿元的利润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需要做好迎战艰难岁月的准备。银行业整体维持两位数利润增长的时代已经终结。
我们该如何看待金融风险？
尽管金融业可能是过去10年中屈指可数的有一些市场化改革的领域，但仍需我们重新审视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这一判断。从本质上说，脱离了产业资本，商业和金融资本都是无本之木。金融业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如果过度自我服务，恐将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
一是金融资产质量，是实体经济质量的折射，地方债务、房地产和制造业这三大风险，背后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
二是全盘考虑高达近140万亿元金融资产的管理体系，从中央层面看，证监会、保监会加起来所监管的资产份额，可能还不及银监会的一个司局，金融控股集团仍然缺乏牵头监管者；从地方层面看，地方金融办膨胀迅速，和“一行三会”的地方机构逐渐平行。这样的金融资产管理体系，为未来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
三是对巴塞尔协议和资本补充的要求，更宜差别对待。确实有国际化需求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不妨按新规补充资本，但城商行甚至基层金融机构是否也需照搬？至少除中国之外，其他金砖国家并非如此积极。
四是加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央行能维持对问题银行的早期介入和有序破产。
总体而言，目前和地方债、房地产的风险相比，制造业的风险更迫在眉睫，一些重点行业与其去防堵风险，不如提高风险容忍度逐步释放风险。中国金融体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制造业的信托风险；中考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风险；大考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能否维持汇率稳定的风险。
第六，社保医疗羸弱。
这将挑战民众观点和政府财力。中国从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2亿，到2020年可能达到2.5亿人。这将考验中国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体系。
对养老金的缺口，说目前尚有约2万亿元结余的有之，说养老个人账户空账逾2万亿元的有之，说目前已有18万亿元缺口的有之。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养老体系碎片化、缺口定义和计量不一的问题。
一是中国民众过于依赖基本养老，通过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其他支柱的补充养老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基本养老独木难支，历史欠债长期难补。
二是中国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制条块割裂，不同省份的劳务输出和输入特性则加剧了碎片化和差异化的现状。
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缴费率名实不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者现收现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封闭积累，原则上不调剂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将低于50％,缴费率也仅为15％,和28％的名义值差异很大。
三是公职人员养老空账、个人账户空账严重，难以做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实际收入差异也大。
四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体系建设需要巨额财政投入。
五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差，抗通胀能力弱。养老保险不能足额“账随人迁”，省级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赢通胀。
凡此种种，问题遍地。如果不是财政每年拿出GDP的0.5%补贴社保，目前社保就不会有结余而是有缺口了。即便如此，未来3年流量缺口可能出现，2035~2050年间存量缺口可能达到GDP的50％。
至于中国的医疗保障问题，目前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财政投入，最终可能比社保体系的投入还要庞大和复杂。
那么，如何应对社会保障体制是否可持续的风险？
恐怕最重要的是国人需要静心思考，建立一个理性的养老观和生死观。
所谓理性的养老观，也就是养老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政府的事情。大多数OECD国家的养老金总资产构成中，企业年金占五成,商业寿险占三成,余下的才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而在中国，目前的养老总资产中，政府占九成，其余的仅占一成。国民养老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第二、三支柱形同虚设。只要这种局面维持下去，就不可能形成理性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医疗保险的情况也类似。大体上一个人临终前的6个月，将消耗其一生全部医疗开支的五成以上。高龄重病而不能直面死亡的归宿，是人类固有的缺陷。没有理性观念就不太会有良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然后才是对社保的技术性改善：
一是坚持统账结合，以统为主。历史欠账用国有资产和国有金融资产的红利或资产出售所得予以补充。
二是坚持虚实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目前公职养老账户为空账，从江苏、辽宁、山东的试点情况看，职工个人账户的空账率约在85％。对公职人员的养老统账，建议根据职位年限等做成逐年积累的空账，一旦公职人员转入企业或进入离退休，则以财政资金将空账做实；同样，城镇职工一旦加入公职，其养老账户也可由实转空，记账积累。使不同养老体系之间能分段积累，空实转换，增强可携带性，这也有利于打破公职人员的终生雇用的铁饭碗。
三是适当调整企业和个人的养老缴存比例，建议调整方式为调降企业、调升个人。适时提高退休年龄，至少在目前可尝试将男女职工退休年龄一致化，以及退休返聘制度普遍化，以延长养老金存缴期限。
四是重新审视不同群体基本养老的支付水平，扩大养老覆盖面意味着基本养老水平只能是兜底作用。目前公职和职工养老金似乎存在偏高倾向，甚至有在岗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倒挂现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则偏低。
五是对企业年金和寿险的税收处理方式，现在仅有递延税，也制约了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
六是建议财政部可否考虑发行通胀抵御型国债，此类国债的收益率为当年的CPI涨幅，供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或居民投资。总体而言，中国在养老和医疗体系的建设方面还任重道远。
除了以上六大问题之外，在收入分配领域、区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相当缺失。哪怕按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持续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为失衡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蛋糕难以在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生态环保等需要跨省的区域管理，则举步维艰。有人戏称，省与省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超过了囯与囯之间。
这些经济体制问题都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经济体制问题存在着却一直无实质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尚未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处于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经济的下半身已经走得较远，社会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么下半身就将被迫回缩，否则就将跌倒。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需要有更浓重和强烈的危机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