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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到2010年，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每天1.25美元）从不到3亿上升到近4.25亿，而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则从3.9亿左右增长到将近6亿。尽管如此，贫困人口比例却在此期间从57%下降至49%。
发达国家曾多次违背自己做出的援助或贸易承诺。但仍未走出二十年经济低迷期的日本却不知何故仍然积极参与其中这并非追求它自身的战略利益，而是因为该国认为它有道义上的责任，作为生活优裕者应该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们。
今天非洲的局面可谓喜忧参半。非洲从2007年至2011年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世界十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总人口超过1000万）中有五个处于非洲。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单纯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埃塞俄比亚，该国GDP在截止到2011年的五年内每年保持约10%的增速，而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十余年来年产值增速超过6%。尽管有消息来源显示非洲目前的中产阶级家庭数量（定义为年收入超过20000美元）已经超过印度，但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同样来自非洲大陆。
非洲众多贫困人口所仰仗的农业表现并不出色。单位公顷产量一直停滞不前。仅有4%适合耕种的永久农田得到灌溉，而南亚的这个比率是39%，东亚则是29%。非洲化肥用量仅为每公顷13公斤，而南亚的用量为90公斤，东亚则为190公斤。
非洲最令人失望的事情还在于，即使宏观经济秩序井然、执政水平不断进步的非洲国家也很难吸引到自然资源行业以外的外来投资。
日本参与非洲经济不仅在资金和道义支持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还因为非洲可以从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汲取养分。随着中国的工资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全球比较及竞争优势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东亚的发展经验对于非洲的意义可能尤为重要。
某些制造业将会撤离中国，其中部分产业有机会落户非洲。鉴于过去3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直处于工业不断萎缩的阶段，争取到这些产业机会的意义尤为显著。事实上，到2000年年底，部分由于国际金融机构结构调整政策的原因，制造业在非洲发展中国家占GDP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还有所下降。
但制造业不会凭空出现繁荣。非洲各国政府必须实施产业政策协助完成这些国家的经济调整任务。
这样的政策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选择优胜者不是政府的长项，也有人认为生产薯片还是芯片对国家来讲没有什么差异。
上述两种观点全都误入歧途。上述政策旨在弥补市场众所周知的局限性比方说，学习他人的经验存在重要的外部效应，因为某个行业的相关技术可以对周边行业有所帮助。
产业政策的目标是要找到相关的溢出效应，而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收效显著。美国政府十九世纪推动农业发展；支持兴建首条电报线（1844年投入使用的巴尔的摩至华盛顿电报线）和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电报线，并由此推动了电信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的产生。毫无疑问，政府可以通过其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包括税收）和教育体系影响经济的走向。比如说，美国的税收和破产法律辅之以放松管制政策，有效地催生了过度庞大的金融行业。
发展中国家资源紧张，不可能如此大手笔地铺张建设。他们必须仔细考虑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准确定位他们的动态比较优势。
世界最成功的东亚发展中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可供非洲吸取的经验包括，他们如何在政府还不具备今天这样的丰富经验和深度智慧的情况下有效地实施了产业政策。政府管理力量的薄弱可能影响到其工业政策的政策工具，但并不影响政策本身的实施。
日本还有其他经验可供传授。重视教育、平等和土地改革等日本社会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在今天的非洲显得尤为重要。东亚半世纪前开始其引人注目的发展转型，如今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历史、制度和环境差异意味着必须按照当地情况来调整发展政策。
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遵循了一条与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华盛顿共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而“华盛顿共识”政策却往往遭到惨败。非洲国家应该思考为什么东亚经验会成功，而华盛顿共识会失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编辑:张昕)来源《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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