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五年里，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而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必将引发新的危机。
文/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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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李先涛
近期的情况令人感到备受鼓舞。美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股票市场已经呈现出新的气象。欧洲虽然仍面临诸多问题，但市场形势日趋转好。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全球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但是过去五年间滋生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例如金融、经济和政治等棘手难题。由于需求性改革的推迟，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下滑。其中，中国的情况尤为突出，从长期来看，中国最大的桃战是新一届的政
府领导人能否完成该国有史以来最为宏伟的经济改革。
此外，波动性同样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缺少一个既有实力又愿意担当全球领导者的国家或组织联盟。在这个领导力匮乏的世界中，危机有时成为迫使各国政府进行合作的利器。在美国，唯有紧急或突发状况才能迫使两党政策制定者们达成一致，例如在2008~2009年期间支持巨额资金援助和扩大财政支出。市场的潜在危机促使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通力合作，欧洲和美国同意采取具体行动来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市场。
不幸的是，人们低估了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性。近期的混乱局面表明，市场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盲目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很难彻底地认清目前的危机局势。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特殊时期，所有的市场假设都将受到挑战和质疑，那些英明的投资者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的市场走势可能会令他们惊愕不已。
发达经济体政策失效
不要指望集体行动能够填补权力的真空和终结新的特殊时期。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时，二十国集团先后于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分别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了领导峰会，讨论采取具体行动降低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如果不是面临信贷威胁的集体灾难，二十国集团到现在可能还是一盘散沙，各成员国只关心自身利益。只有当每一个成员国都在同一时刻感受到了相同程度的威胁时，它们才会主动协调合作。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如今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应致力于长期财政整合，降低公共债务，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领域的资金支持。为了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应考虑推迟财政紧缩政策，而不是立即付诸实施。美国两党间的政治分歧依旧存在，欧元区抵制财政紧缩的呼声还是此起彼伏，所以信贷重组规划必须延后进行。如今，欧元区各国、英国和美国却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行财政紧缩政策。
此外，尽管货币战争的风险被人为夸大，但是中央银行发展战略仍是立足国内，而不是国际市场，投机取巧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依然广泛存在。对于发达国家经济体而言，推动经济增长和挖掘发展潜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刺激出口的净增长，而货币贬值依赖于竞争性的量化宽松政策。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已经逐渐失效。如果一旦出现新的危机，那么它们很难再作出有效的规避行动。货币和量化宽松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已经失效，而且还导致了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随着公共债务的不断增加，财政刺激的方式也越来越有限，主权财富风险已逐渐演变成各国的系统风险之一。
新的特殊时期将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毫无疑问，目前这种冲击仍在不断深入蔓延。由于债务负担加重，推动竞争的结构化改革又被推迟，所以未来若干年的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同时失业率也会居高不下。商品市场的低迷和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将导致长期性的通货膨胀。随着发展速度的大幅下滑，信贷增长日趋严峻，虽然货币宽松可能导致信贷和股票市场出现资产泡沫，但是它不会带来商品通胀。由于利率下调和宽松政策的作用，发达国家的长期利率将使其债务货币化，并且能够将它控制在较低水平，抑制其增长速度。对于那些没有货币独立权和主权风险的国家来说，长期利率将取决于其财政政策，经济复苏的工具选择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援助力度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债台高筑的成员国和各大银行都需要欧洲央行的援助。
新兴市场国家是未来增长的动力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都将依赖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不仅是最大的威胁，同时也是新特殊时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在过去五年间，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四分之三的份额，未来还将扩大两到三倍。
从短期来看，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新的突破，因为政治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决定了它们经济发展的有限性。事实上，它们当中有很多国家以近期的政绩作为推迟改革的借口，
而这些改革很可能将加速其未来的发展。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久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历史上将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决策层有着宏大的改革规划，它希望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经济体系，实现动态化、数字化发展模式。不过，中国领导者们同样面临着众多复杂的问题，例如劳动力数量锐减、国家间的信息自由化、空气与水污染、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经济总量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总和。当然，该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同样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
要想在动态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必须具备两个关键要素，即拥有强大政治资本的政府机构和建立在多元化投资交易基础上的经济体系。虽然全球化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它们必须具备学会适应这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为了顺利完成上述任务，政府领导者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推行改革进程。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当然，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领导结构体系。对此，投资者首先必须弄清楚决策权力的归属问题，是个人独裁专制？多党选举制下的议会？商业精英？或者是国家、区域和地方官员共享权力？例如，总理及其财政团队在印度的受欢迎程度要远远低于集权制国家；在俄罗斯，议员和各州州长都是重量级人物，但却彼此保持独立。
其次，投资者需要深入理解和权衡不同市场的政治资本实力。领导者的受欢迎程度和抵制改革的反对派势力都是重要的变量因素。如果一个深陷困境的国家举行大选，那么其意义就非比寻常。对于一个官僚制政府而言，新旧体制是否有着特殊的意义呢？沙特阿拉伯和古巴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如今，中国新一届的领导人才刚刚登上权力宝座。
在民主体制内，总统和总理通常在大选后的蜜月期间享有最大的政治权力资本。如果没有重大危机或其他突发事件影响到市场现状，那么这种权力资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遭到侵蚀。最终，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边缘化。在官僚体制内，反对派真实存在。领导者需要时间充实自身实力，保护他们的支持者，确立新的援助模式，完善现行的政治体系，进而使其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决策者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多，那么其利用政治和经济改革解决结构化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官员出现短视效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些政府官员不会为了短期的政治收益而滥用预算工具，因为他们必须首先确保自身权力的稳固。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取得中期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就是那些中等规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备受投资者青睐的原因，例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选举出来的领导者颇受民众欢迎，而且他们对待投资者也非常友好。与此相比，印度、秘鲁、南非和泰国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其市场风险仍然存在，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充分利用其政治资本，总是被动地应对市场变化，而不是当机立断、主动出击。
俄罗斯正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国家。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虽然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是保守陈旧的执政风格正在逐渐侵蚀着公众对于其政府的信任。目前，俄罗斯经济多元化程度较低，仍然严重依赖能源出口。与此同时，美国在能源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说，执政党精英不仅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大规模改革议程，重建经济结构化平衡，而且还要应对政府内部抵制改革进程的利益集团，学会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
此外，中国也同样面对商业多元化问题。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方式的多元化，投资者越发担心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他们中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而且也都是多元贸易投资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新的特殊时期存在，我们或许很难发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如今，全球经济已经融为一体，华尔街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到上海，反之亦然。风险多元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之重要。
巴西拥有一位颇受民众爱戴的总统，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仅如此，它还是全球周边关系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巴西在很多领域对外资开放，其商业投资关系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同时，它还与美国、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保持着稳固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尤其是非洲市场。对于巴西而言，近期的经济下滑不仅具有周期性，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例如结构化改革推迟、国有企业和银行在经济中的角色和地位越发重要、资源国家化、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保护主义等。巴西要想实现更快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摆脱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土耳其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四倍，其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在过去十多年间，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一直享有很高的支持率，目前在土耳其国会控制了近60个席位。该国国际关系的多元化是其经济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欧洲和美国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与以色列建立了双赢的商业合作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处于欧洲、亚洲、中东和前苏联接合部的土耳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这是其商业迅速发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
虽然阿拉伯地区的政局动荡和欧洲的债务危机给非洲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新的特殊时期对于非洲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是非洲很多新兴经济体还是展现出了良好的适应能力，这要得益于其前所未有的商业竞争。无论是进入消费还是资源市场，投资者必须为此展开竞争。2000年，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为94亿美元。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署（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底，法国在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达到580亿美元，美国以570亿美元排在次席，英国排在第三，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480亿美元。多元化正在逐步提升着非洲市场的风险抵御能力，这对于全球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南部非洲的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西非的加蓬、加纳、尼日利亚和东非的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都呈现出活跃的发展态势。
企业受到的影响
对于企业而言，新的特殊时期究竟会带来何种挑战呢？在此条件下，政府很可能为规避风险而干预国内经济，例如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政府干预。所以，投资者和企业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一点，即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会促使政府重新界定其需求偏好，并制定新的监管规则加以控制，例如金融、通信、制药、零售和个人消费品行业。此前，这些行业受到官方干涉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而高技术行业、能源与大宗商品则是政府干预的“重灾区”。
新的特殊时期也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风险。随着监管措施的逐步到位，建立在杠杆融资基础上的高投资回报和低流动性标准将成为过去。银行和投资银行需要重构其业务模式。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较高的资本与流动性比率将引起投资收益的下滑，但同时也会延缓信贷增速，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欧元区的银行与主权债务风险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只是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交易才使局面有所缓解。新兴市场上的大型金融机构日益崛起，它们将成为发达国家市场同类行业的竞争对手。极端风险很可能会引发全球新一轮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利用政治资本援助银行业的做法将不再适用。同时，支持金融体系的财政资源也会越来越有限。
中国的网民数量达5.6亿，而非
洲的移动电话用户超过7亿。同时，阿拉伯语卫星电视网络也在竞相争夺穆斯林世界的客户。可以预见的是，通信技术将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这一点不足为奇。未来十年间，传媒和通信领域的新企业会像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起来。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向这些企业施加压力，获取相关信息资料，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条件。
不仅如此，医疗卫生企业也面临诸多风险。中国致力于构建长期的安全稳定体系，这是它当前的首要任务。其中，为老龄化人口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又是重中之重。在医疗卫生和制药领域，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它需要向13亿人口提供医疗和药品服务。药品定价机制改革是这项工作的核心。2009年，北京发布了基本药品定价目录，明确了基本药品的最高定价。然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低价策略很可能导致药品出现质量问题，因为制药企业总是希望尽可能压低成本。受此影响，外国制药企业的市场形势异常严峻。一旦药品出现质量问题，那么地方监管机构肯定要寻找替罪羊。
新的特殊时期同样会冲击批发零售和个人消费品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尤其是涉及到食品与水资源安全问题。2012年，阿联酋经济部采用电子追踪系统，监控肉类、谷物、牛奶、食用油、糖和其他近200种基本消费食品的定价情况，确保零售商严格执行政府的最高限价政策。受此影响，一些制造商已经停止向市场供应商品，因为按照现有价格进行交易根本无利可图。因此，政府要尽可能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减少行政干预。
下一次危机在哪？
新的特殊时期是否会就此结束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下一次危机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是欧洲中央银行和债务援助机制无法经受住真正的危机考验。或者中国经济将会大幅下滑，进而出现硬着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失业，领导阶层失去对国家间的信息掌控能力。或者叙利亚内战会蔓延至伊拉克和黎巴嫩，进而直接将哈马斯、真主党、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和美国卷入其中。
又或者朝鲜突发性的核试验将导致巨大的恐慌和危机，大批难民涌向边境地区，美国、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军队都会对朝鲜的核试验保持高度戒备。或者印度某城市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将触发新的印巴战争，而这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各国政府或许会暂时搁置气候变化的努力，而后果很可能是极端天气频繁发生。
另一个极端风险是美联储流动性注入。虽然它不会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但却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债务融资和运作风险。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它们终究将会退出舞台。但是，退出过快会伤害到实体经济，而缓慢退出的办法又会产生泡沫，从而影响金融体系。
虽然上述极端情况并未出现，但它们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波动都可能影响到全球经济走势，相互协调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
可以确定的是，政治决策者们肯定会按照本国的利益取向行事，而不是维护所谓的世界和平。中美关系充满着巨大的变数。目前，美国依旧是全球的领导力量，而中国则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两者都拥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不同的是，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中国是最大的债权国。它们彼此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两个国家都非常注重网络攻击与防御能力。为了重建全球经济体系，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缓解朝鲜、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确保亚洲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华盛顿与北京必须展开务实合作。
不幸的是，中美两国冲突不断，两者在网络安全、金融市场和其他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最危险的是两国经济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加深。如果要想使新的特殊时期能够平稳过渡，那么中美之间必须建立高效、务实的地缘政治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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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昕)来源《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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