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煤炭行业从业者，是一个数目巨大的群体2009年为570余万，到2012年仍有520余万。大约从2002年开始，我国煤炭行业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阶段，“黑色黄金”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如今，“黄金十年”已经结束，萧条的大势下，“煤炭人”处于何种状态？央视网记者深入矿区，对他们现下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位煤老板的“冬天”：背着1.8亿债务过日子
央视网（记者马旭 报道）“每个月要发130多万工资，煤炭却卖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6月20日，52岁的新疆煤老板鲍荣亭在煤场前来回踱步。眼前的6万吨煤从去年堆到今年，很少卖出去。
新疆煤老板鲍荣亭眼前的6万吨煤从去年堆到今年，很少卖出去。
“驼背是因为干煤矿30多年闹下的病。”鲍荣亭说。
从18岁到52岁，鲍荣亭用18年时间完成了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的身份转变，又用15年时间，使他的小煤矿变成了民营大煤矿。他显然是个能力出众的人。然而，如今面对企业停产、市场疲软、能源企业走下坡路的局面，他却有些束手无策。
1979年，18岁的鲍荣亭从河南来到新疆投靠亲戚，最开始在私营煤矿打零工，然后搞基建，最后才下到煤矿挖煤，一步步从工人、班长升到队长。1987年，他转投新疆昌吉市国营煤矿，做井下管理工作，成为国营煤矿的一名正式工。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随着国企改制，他被迫下岗自谋生路。
当时，鲍荣亭已经36岁，干煤矿已经18年，具有相对丰富的煤矿工作经验。他被乌鲁木齐南山林场煤矿聘请去当矿长，负责承包煤矿。
2002年，正是我国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第一年，鲍荣亭乘势买断了一个乡政府的事故煤矿的采矿权，也就是现在的昌吉市保平煤矿。
当时国家工业发展迅速，对煤炭的需求量很大。鲍荣亭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煤炭好卖，人好招，运煤车队为了拉到一车煤，排队需要一天时间。“那时，煤老板很好干，工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就开始下井挖煤。”而且，当时开煤矿成本也很低，工人没有宿舍住，就在山下挖个洞安家，俗称“地窝子”；煤矿的办公室也就是几间土坯房子。
从2002年一直到2012年上半年，因为煤质好，鲍荣亭管理的煤矿的经营情况一直很好，老板和工人都赚到了钱，工资每月结算，很少拖欠。
“因为周边煤矿停产，我的煤矿在2012年的销售还很顺利，2013年1月开始，销售才出现问题，6万吨煤到现在都没有卖出去，再加上最近几年搞煤矿升级，我们负债已经达到1.8亿元。”鲍荣亭说，半年没有收入，财务非常拮据，4月份的工资直到6月份才给工人结清。这是他经营煤矿10年来第一次出现长时间拖欠工资的情况。
至于债务何时偿还，鲍荣亭说，现在肯定没有能力，等市场好一些再说。煤炭卖不掉，企业只能停产，但工人却不管这些，他们只管要钱，否则就走人。企业只能安排杂活让他们干，以便保证工人的生活稳定，防止人员流失。
对于未来，鲍荣亭还是充满信心。他说，煤炭行业从去年开始走下坡路，但并不会立即消失，将来的利润会降低，开矿门槛会更高，只有靠规模化生产才能保证生存。
小煤矿关了，矿工散了
央视网（记者陈海宁 报道）6月26日，记者找到黄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休息在家，“我们的工作平时根本没有休息，如果是在以前，矿区工作忙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和你聊天。”现如今，煤炭行业前景堪忧，夏季用煤量又低，黄先生多少也有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于是才有了记者和他的这次谈话。
吉林省煤炭行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黄先生今年40多岁，出生于矿区，自幼生活在矿工之家。长大以后，他继承了爷爷和父亲的工作，依然在大大小小的矿区抛洒汗水。“我做矿工已经20年了，这么多年，我的工资从二三百涨到了四五千，但这个行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黄先生在矿区从事机电设备维修工作，主要负责地面和井下的“综采支架”。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个技术活，然而实际上它对体力的要求并不轻松。“我们负重最重的时候，要扛100多斤的U型钢，一天井上井下差不多要扛10趟。”黄先生在描述自己在矿区的工作时语气极为平静。他说自己早已习惯了辛苦，也习惯了在这一行业中经历的浮浮沉沉。
作为一名矿工，黄先生在大大小小的矿区都工作过，其中有私人企业，也有国有大矿。每当一家小型私人煤矿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倒闭或是被政府关闭，和他一样的众多矿工就要重新找出路。“私人小矿的矿工一般都是临时打工的，企业解散了，他们就重新寻找打零工的地方。”而那些国有矿的职工，在企业兼并重组后，会被分配到另一家煤炭企业。黄先生说，他也在煤炭行业的兴衰中经历了几次辗转，“在这一行业，煤老板可以创造神话，而我们仅仅可以维持生计。”
今年5月份以来，全国煤炭生产运输继续下降，需求放缓，市场供需宽松局面进一步显现。黄先生认为，吉林省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吉林省煤炭资源并不丰富，而且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很差。”同时，他认为吉林省煤炭行业也必将受煤炭行业整体形势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今年，吉林省辽源市关闭小煤矿4处。另外，吉林省还将通过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企业数量，力争到今年年底将煤矿企业的数量控制在60个以内。同时，兼并重组后的煤矿企业生产规模不低于30万吨/年。
挖煤工们的“退休”时间表
央视网（记者马旭 报道）在新疆昌吉市50公里外的庙尔沟大山里，有近千名工人分布在周边煤矿里。他们大都来自内地，最小的只有20多岁，最大的超过60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挣钱。只是他们不知道，受煤矿行情影响，钱越来越难挣，但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几年不回家，只是为了挣钱给儿子盖房
60岁的李大爷，头发已经斑白。家里的土地被退耕还林后，他没有活干，就来新疆挖煤，10多年来一直在众多煤矿中“跳槽”，想找个工资高点的矿。如今他年龄大了，还是没有找到让他们满意的。
李大爷来自陕西山区，儿子已经成家，家里有一个小孙子。他很想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但为了给儿子凑钱建新房，已好几年没有回家。
“我现在的工资最高的时候每个月4000左右，如果停工，就没有钱挣。”据李大爷介绍，他这两年给儿子共寄了3万元钱，家里条件还是不好，只要煤矿让干，他会一直干下去，等干不动了再回家。
跟张大爷一起干活的侯德发来自重庆，今年42岁，原来一直在山下的一个小煤矿挖煤。由于瓦斯爆炸致使煤矿停产，他来到了现在的煤矿，每个月的工资有5000元左右，比以前多了很多。
侯德发的家属都在老家，妻子在家种地，三个孩子都在上中学，花费很大，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为了存住钱，他不敢随便跳槽，因为一天不干活就没钱挣。
对于当前煤炭行情不好、销售困难的情况，他说，这不是他考虑的事情，只要干活，老板就必须给钱，煤炭能不能销售出去，那是老板考虑的事情。
每月一万元工资不够花
冯元伟现在年产60万吨级的大煤矿工作，月收入5000多元。
冯元伟来自四川南充，41岁，在新疆干煤矿17年，从工人干到煤矿副队长。之前他一直在小煤矿工作，随着小煤矿不断关闭，不停换单位，直到换到现在的年产60万吨级的大煤矿。他的基本工资每月5500多元，另外还有安全和绩效工资。
按理说，冯元伟的工资收入比较高，但他告诉记者自己没钱。挖了17年煤，每天冒着危险下井，总共挣了30万块钱，在城里买了套楼房就花完了。
“儿子刚参加完高考，马上上大学，他的学费我还没有凑够。”冯元伟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买完房子，还欠了些外债。儿子马上上大学了，他急等着煤矿发工资，给孩子凑学费。
每个月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按理说已经不少了。但冯元伟家里的两个老人经常生病，妻儿的生活也全靠他的工资。所以，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越来越存不下钱。冯元伟说：“大煤矿不会倒闭，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干下去，直到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家。”
杨士兵今年40岁，干煤矿10多年，他是冯元伟下属施工班组的一个班长，没有基本工资，不干活就没有钱。他现在每天带着5个队员在井下干活。如果不停班，他每个月能挣6000块钱。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煤矿上生活，妻子打临工，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夫妻俩每个月的总收入在9000元左右。
“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寄宿在学校。”杨士兵说，全家的生活费每月需要4000多元，再加上其他花费，基本存不下钱。在煤矿工作，不能保证每个月都有活干，所以只能满足暂时的温饱。“一切为了孩子，只有把孩子养大，才有时间想其他出路。”
挖煤是一辈子的事情
央视网（记者马旭 报道）从推车运煤到机器采煤；从挖山洞过日子到居住在砖石平房；从每月收入500块钱到5000多元……54岁的苏代科，见证了他现在工作的煤矿的发展历程。
苏代科说，他跟着现在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挺好，家也安了，房子也有了。
苏代科是煤矿瓦斯安全员，来自陕西汉中，跟老板干煤矿20年，老板挣了一座煤矿，他挣了一套楼房。
煤矿的宿舍有些凌乱，看得出工人们只是临时住在这里。苏代科全家在煤矿附近的昌吉安家，妻子跟他一起在煤矿干活。夫妻二人的月收入在7000元左右，大女儿上大学，小儿子上中学，这点收入仅够维持家用。苏代科说：“煤矿工人没地位，但收入还可以，所以这辈子打算一直干下去。”
郭正全跟苏代科一样，既是煤矿公司的老员工，也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今年54岁，来自重庆，现在年薪14万，公司给他买了社保，55岁可以正常退休。
郭正全从1976年开始在老家干煤矿，来到新疆后，几经周转，跟着现在的老板下煤矿，如今已在老家买了一套楼房，亲人都在老家。他说，老板不光能吃苦，还很有能力，所以老板能当老板，他只能当工人。
据郭正全介绍，跟他一起干煤矿的工人，有人买车跑出租，有人出去摆菜摊，但大部分都一直在煤矿。外边太热，煤矿地下却“冬暖夏凉”，在煤矿干久了，就不愿意出去，逐渐对煤矿产生了依赖。
庄中虎来自河南南阳，在昌吉庙尔沟煤矿干了6年，已经存款10多万，打算在新疆安家，在城里买房。据他介绍，最开始他在南方打工，因为太辛苦，才来到新疆的煤矿打工，每个月工资6000多元，妻子在地面上干活，两人的收入加起来有8000多元。
庄中虎3岁的小儿子庄伟脸上有些煤灰，很调皮，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庄中虎说，他和妻子都在新疆买了养老统筹，打算带着全家长期在煤矿干下去。
数万煤炭企业的转型之痛
央视网（记者王莉莉 报道）转型发展是山西的出路。从2008年开始，山西煤改启动，数万家煤企最终被整合退出煤炭行业。
目前，山西的民营经济正处在多元化投资、转型发展的方向。很多煤老板在撤身煤炭行业后，又在房地产、现代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出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因为存在管理、技术、市场、政策等诸多原因，在转型过程中，也有一些煤老板遇到了很多瓶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数千亿资产的转向，对于山西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煤炭资源整合后，山西民间资本不断寻找新出路。
"煤老板’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个贬义词”
在山西煤炭行业最火爆的几年里，靠煤运起步的葛鹏飞（化名）积累了很多资金。
听完记者的采访意图，操着一口地道山西长治方言的葛鹏飞说，转型对他来说是必须的，即使没有煤炭资源整合这一政策，他也迟早要面临这一天。
葛鹏飞年纪不算大，却已经和煤打了10年交道，亲历了山西私营煤矿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全过程。2010年，武乡县32座煤矿参与兼并重组，之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手握重金的葛鹏飞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和斟酌，最终决定投资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红酒。
在此之前，葛鹏飞对这次投资的可行性、市场潜力等做了大量的研究。据之前媒体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山西煤炭转型资金开始由此前投资最多的房地产业，转向IT互联网业，农业、红酒等领域。
和葛鹏飞一样，来自山西中阳、孝义、介休等地的多名手握煤炭资本的老板，共出资50亿元建设了集生产、营销、旅游度假、文化为一体，以酒业为主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
和记者之前联系的很多煤老板一样，对于此次采访，被传资金实力排在长治前十的葛鹏飞，一开始也不愿配合，“我一直就不喜欢听到别人说‘煤老板’这个词，感觉像在骂人一样。”现在的他更喜欢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让自己活得更有成就感。
转型搞旅游
山西虽是“中国煤都”但并非处处有煤。煤炭大区吕梁市交城县的会立乡，就没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该乡的很多村民靠天吃饭，每年依靠种地过活，生活很是艰难。因而，当地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
但是，会立乡却有个风景优美的果老峰。以前，没有人想到这里，现在它却成了香饽饽。
接受媒体采访时，山西省工商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煤炭资源整合转型后，民间资本不断寻找新出路。在政府的引导下，煤老板主要向两个方向转型：一是走煤炭深加工循环经济的路子；二是投资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
2005年初，山西率先在全国开展煤矿业整合重组。2008年，山西交城的蔚明和众多煤老板一样，携巨资彻底退出了煤炭行业。与不少持观望态度或远赴外地找矿的老板不同，他决定到会立乡的果老峰投资搞旅游。
在当地的媒体上，这一项目被描述为：按照规划，将总投资12.2亿元开发果老峰景区旅游项目，建成后不仅填补山西国际化大型水上乐园的空白，而且成为华北地区最具特色的度假地和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水上乐园。
此时的交城县，也随着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的转型跨越发展战略，加快了推进转型跨越发展的步伐。
2011年，交城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在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上实现新跨越的同时，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加大对全县独特生态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挖掘保护力度。为此，当地实施了“一企一事一业”举措，庞泉沟—果老峰生态旅游开发，就是其中的重要项目。
但目前的情况是，尽管该项目已列入国土部门建设用地规划，但交城全县用于旅游规划的指标只有180亩，企业争取到了其中的90亩，但与工程总用地490亩相去甚远。
同样，山西晋城陵川县的郑书文也于2006年与陵川县政府签约，承包开发“上云台”景区。但他面临的情况却是，8000万的资金投进去了，却无法与河南方面的云台山景区达成协议，致使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对方设立门卡，无法正常往来，导致项目搁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山西煤老板投身旅游业的绝非少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山西民营资本投入旅游产业的总投资近400亿元，仅煤炭、、电力等企业转型投资旅游业的资金就超过2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占60%以上。
今年4月，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会在太原成立。对于促进会成立的初衷，工作人员说，促进会将以国有资本为主，带动社会资本，推动民营合作，引领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及资源投入到山西的文化旅游产业中去。
科学引导民间资本
郑书文一直都是山西煤老板转型发展的一个样本。
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他看来，土生土长的煤老板重新选择一个产业来创业很难，很多情况下，对其他行业的不了解，会导致其转型的失败。
“留住民间资本，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人提到的一句话。在山西甚至新疆、内蒙古等很多资源丰富的区域，这都是一个要进行持续研究的话题。对此，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说，对整个山西来说，煤老板的转型关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计。他们有庞大的资金，这笔资本的流向，对山西乃至全国经济都可能产生影响若能对这些资金进行有效引导，将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将企业的投资思路和各级政府的长期规划有效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一位“煤二代”的叛逆
央视网（记者王莉莉 报道）6月29日，在离自己过3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钟镛结婚了。
至今，他还记得爸爸常常和他说的一句话：你迟早要接我的班的。但偏偏，在家人看来一向听话的钟镛“造反”了，不但没有从父亲手中接过改变一家人生活境遇的煤炭生意，而是另起炉灶做起了IT和传媒业。
也许是因为喝了一些酒的缘故，面对记者的采访，一向十分低调的钟镛用“豁出去了”形容自己的心情。事实上，在他身上，有着两个人们所熟悉并常用的“标签”：“煤老板”、“富二代”。
对于“富二代”这个称号，他并没有十分排斥，“也许我的家庭条件是比一般人好了一点，但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身上的压力，比普通人更多。”
新一代企业家都急于扔掉“富二代”的帽子。
三岔路口的选择
2003年，钟镛大学毕业了，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出国、考研、接手家族企业。
相对于班里的其他同学，钟镛十分幸运，至少他不用为工作发愁。“但那三种选择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想要的是脱离父母、证明自己。”
钟镛就读的大学十分有名，但他所学的专业却是学校里最不起眼的。但从他上大学的第一天起，爸爸就安慰他说，读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阔一下眼界，毕业后回老家继承家业。
对于父亲的提议，钟镛丝毫没有一点动心。自他上初中开始，父亲就做起了煤炭生意。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但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煤一连半个月见不到父亲，可见到后，父母谈论最多的还是煤炭；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他家是做煤炭生意的。“那样的感觉很不好，至少我很不喜欢。”
钟镛形容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加理想主义者”。眼看大学就要毕业了，别的同学都纷纷外出找工作，他却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我要什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终，父母为他安排好的三条路他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一个人去北京发展。
这个世界太大了
带着1000元的生活费，钟镛来到北京。“那个城市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分不清东南西北，每天都过得晕头晕脑。”
没几天，生活费花完了，钟镛不但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商机，就连一个合适的工作都没有找到。这让他觉得十分郁闷。有时候，他也会空虚与绝望，在空气混浊的网吧里查找求职信息，但所有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的效果，工作对他来说成为一种奢望。
看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在外面受苦，钟镛的父母十分心疼，不止一次打电话催他回家。在北京“漂”了一年后，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回到父母身边。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钟镛回家并未进入家族企业，“这个真的不是我兴趣所在”。他对创业更有兴趣。
“我认为企业经营是学不来的，一定是自己创出来。”在家调整状态的钟镛，有一天上网时，遇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同学听说他学过与广告传媒有关的知识，一下子来了兴趣，和他探讨起有关一个产品的推广问题。钟镛给了同学一个建议，同学当时就激动得差点飚出泪水。
帮助同学完成这个推广项目的过程中，钟镛也发现了自己的特点和兴趣所在。他决定大干一场。启动资金需要几十万，但他知道父母不会支持，所以没敢向他们要。想了很多办法，他最终还是借到了启动资金。
之所以选择和家族事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广告和IT行业，钟镛有自己的打算。父亲所经营的产业，因为外界不了解情况，有很多误解和不了解。“但我觉得，现在我所从事的广告行业，可以对父亲企业的公众形象有所帮助。”
最近，钟镛加入了一个民间组织。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商业俊才。吸引他加入这个组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里不仅可以认识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前段时间，在其他成员的帮助下，他又注册了自己的第三家公司，而且公司业务开展得十分红火。他说：“里面的会员都是很努力的人，而且是很有责任心的一群人，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吃喝玩。”
山西大学法学院团委书记王彬说，目前，中国迎来了第一代企业家财富和权力交接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有太多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被父辈推上商业舞台。“在不同时代，我相信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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