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启，中美之间的种种问题会有所变化吗?”阿联酋海湾新闻网7月10日刊登评论文章称，“在每一个问题上，每一方都认为"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我们拥有事实，掌握真相，占据了道德高地"，于是，"谈判"就变成了强迫对方低头。”该文建议，应该从“战略重要性”和“是否容易激化情绪”两个标准来对问题分类：比如全球变暖对美国来说属于低战略性、低情绪化问题;网络间谍对美国来说属于高战略性、高情绪化问题;台湾、领土主张对中国而言属于高战略性、高情绪化问题;知识产权对中国属于低战略性、低情绪化问题。划分之后，方便应对。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在《耶鲁全球化》杂志上撰文，将10日和11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视为“重铸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经济关系”的重大机会。他呼吁，“美国必须调整适应一个新中国”，因为另一个中国即将到来，但美国依旧念念不忘的是老的中国，没有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大转型做好准备。中国几乎确定已经处在行进之中，他们对朝着更平衡、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变的争论已经结束。焦点是如何实现。十二五计划已经列出了这种战略。美国应该充分认识中国的这种变化，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10年后的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取决于我们现在对它发出的信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的这番评论出现在10日的《联合早报》上。他称，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需要进行三项痛苦的心理调适接受中国不久后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前景，停止在中国海域进行挑衅性军事巡逻，并且扪心自问有没有扮演好“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角色，有没有为中国提供一个大国的好榜样。如果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海权争议中采取挑衅的姿态，美国就应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美国不希望10年、20年后，中国海军在纽约、加州附近海域巡逻，美国就应该停止在中国的海岸巡逻。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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