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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该如何发展，民间对此早有共识，很多人寄希望于“换足协”，即通过深层次的变化来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这样的思路是基于足球规律，中国现代足球起步虽晚，但也蹒跚多年，它的每一次跌倒，往往都成为学习的契机，促成对足球运动的理性认识。行政化的管理思路，听从上级而非依赖专业人员的决策模式，如今看来正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一大障碍。
中泰之役后，对足协重新定位，对中国足球采取新的管理模式，如同过去绝地逢生的重要节点，决策者亟须选择具有实质价值的改革策略。不少球迷感谢“世界强队”泰国队，因为是他们让中国足球的问题得以暴露，球迷的谩骂乃至暴力，诉诸的是中国足球对几代球迷的亏欠，是对决策者改革乏力的痛斥。回顾走过的历程，正是在沉重的历史负债下，中国足球出现新的气象，1993年兵败伊尔比德，催生了职业联赛，开启了市场机制；1997年兵败金州，大批球员赴海外发展，中泰之役注定也要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留下自己的遗产。
球迷的压力，足球从业者的耻感是一方面，但中国足球的变迁恐怕更主要受惠于时代的改革精神。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中国足球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足球事业和社会经济双方的发展亦步亦趋，足球发展受惠于逐步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前者也反过来佐证开放的意义与价值。上个世纪末主张的是开放，是走出去，今天的改革精神则表述为“简政放权”，近年来足球评论者呼吁尊重足球规律，建议让真正懂足球的人来管理经营足球，本质上即是期望“简政放权”。体育总局及足协的相关机构改革，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简政放权”，实现官办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足球今后的命运。
在此之前，关注中国足球的人肯定熟悉“保平争胜”这样的上级指令，去年年底，体育总局还要求下届奥运会男足成绩须明显超上届，类似这种急功近利的要求，正是中国足球长远发展的最大阻力。足球运动与其他运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要求一定的传统与积累，依靠短期大量资源供给的催肥战术并无助于这项运动的长远发展。业内人士经常呼吁中国足球应向日本足球取经，日本近几十年致力于培育足球环境，发展职业足球，在国家队建设上，注重人才梯队建设，逐渐形成自身特色的技战术打法。日本足球值得学习，但中国足球目前迫切需要摆脱的是那种基于政绩冲动的发展策略。
每一次重大失利，民间对足球的前景就表现得忧心忡忡。诸如足球人口规模不尽如人意，运动员的荣誉感丧失等问题被一并提起，须知这一系列现象并不意味着足球运动在中国社会缺乏魅力，现代竞技体育挑战生命极限，宣泄激情，足球运动诠释了此种特性。国人对足球运动的热情不是已经消散，而是尚未得到释放。部分民众对中国足球的鄙夷态度，源自其糟糕的战绩，更因为其背离足球规律，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的长期落伍。
今年4月份，来自国家体育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官员曾表示，“足球担负着中国体育改革先行者和探路者的角色，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媒体亦报道称，近两年足球协会化改革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开展，“6·15”失利后，能否在足球发展模式上完成嬗变，中国球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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