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突破性进展，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
“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是让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裹足不前的核心问题。若就此两个问题开展谈判并最终取得成果，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外资管辖权及宏观调控的方式要进行重大变革。
届时，国务院将不再定期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只列出禁止的项目，禁止之外的，外资将全部可以投资。这也意味着，如果一家外资企业并购了一家中国企业，就必须享受国民待遇。
不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可以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有重大成果，可以逐步分领域、分保留比例、分步来谈，以实现有限度的突破。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也认为，可以投资并不意味着没有条件，中国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平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与“放松管制”的关系。
相当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新一届政府主动开放的积极姿态，即与入世类似，以开放促内部改革。但若真心想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必须先对国内的经济体制有大刀阔斧改革的决心。
第一次触及敏感议题
有谈判人员此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 中国今年开启和美国的投资协定谈判，将是未来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影响事件。如果能把握好，它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甚至会超过入世。
双边投资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在对方境内的投资而签署的条约。它是调整两国间投资关系最有效的手段，其内容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中国目前已与100多个国家达成了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双边投资谈判由美方于1986年提出，此后因为一些原因搁置，后于2008年重启。在经历了九轮谈判之后，中国终于同意以“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来接续谈判。
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不低于给予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即对所有国内外的投资者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多数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通常只适用于外资进入后的营运阶段，而不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美国2004年BIT范本将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覆盖至市场准入阶段，即在设立或并购企业时东道国就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12日指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了此种模式。
据联合国贸发会统计，2012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在这一背景下，中方需要通过与美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缔结投资协定，确立更高层级的法律框架，从而切实提升中国投资者权益保障水平，促进对外投资。
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见解，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担忧。“美方希望在承诺方式上使用否定列表，即如果中方不能列出的选项，他们都可以进入投资。这些都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而发达国家的创新每天都在更新换代，以我们的水平，不可能穷尽地写出不可以投资的项目。”
屠新泉还指出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如果承诺了这两个问题，那么政府如何鼓励高质量外资进入；此外，如何定义投资，是指有法人代表的实体性直接投资，还是包括债券、股票等金融类间接投资。后者将隐含相当大的风险。
本报记者查阅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更新的2012版BIT模板发现，美国对于投资的定义正是包括直接的与间接的，所有类型的投资。
BIT促中国全面改革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此次积极推进中美BIT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如何改革并设立谈判时间表，很有挑战。
沈丹阳指出，中国同意采用这种模式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与中国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在开放投资市场准入之前，我们应该先大力推动下放审批权，以及投资负面清单试点，为协议达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已有动作。5月16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以及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投资城市轨道等重头项目的审批权力。不过，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并非核心权力，想要改革必须进一步下放审批权，但这样的下放也解决不了问题。
霍建国对本报指出，准入前国民待遇包括工业投资领域和金融领域，前者较有可能突破，现有的国际对接，一定得建立在国内的安排之前。
屠新泉则认为，中国的核心改革包括财税改革与国企改革，但国内一些央企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游说能力，阻碍这类市场化改革进展。
(编辑:李燕华)
作者：郭丽琴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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