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于是乎，转型中的政商关系这个几乎很少被公开讨论却又无时无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的大讨论。转型时代，企业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究竟能不能做到“在商言商”？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
王功权：对于柳总本人，我还是蛮尊敬的。在美国时，曾有人问我，你认为哪个企业家最能代表中国？我当时的回答就是柳传志。我不清楚柳总是在何种语境下谈论“在商言商”的，是一种开玩笑的谈，还是认真的谈，这些我都不清楚。
柳总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应，他希望整个社会是和谐的，他希望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专业，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他从一个企业领袖的角度，从一个兄长的角度，可能主要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的对话语境中，他不一定非常认真地去考虑政治取向、价值取向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另一面， “在商言商”也很难做到。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人大代表，相当于国外议员，并且参政议政，这本身就与“在商言商”相违背。因此中国环境下提“在商言商”，既然做不到，那么多半是一种策略、回避或者特殊情况下的玩笑。
时代周报：柳传志的言论是否代表了当下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的心态？
王功权：我不认为“在商言商”代表了大多数企业家的心态。因为在中国，事实上企业家是无法完全做到彻底的“在商言商”的。政府管理国家的理念和方式使得政商关系密切，在很多方面对商界介入颇多，政府甚至利用公共权力参与商业竞争。所以商界朋友都深有感触，也就无法做到完全的“在商言商”。我理解的“在商言商”在中国只是企业家的一种愿望，对商业的一种鼓励，但是基本上无法做到。
商政关系问题也包含着一些敏感问题，企业家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维权等话题，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当然，不仅仅是企业家群体，各个阶层对上述话题都是噤若寒蝉。对于企业家而言，在经商方面，他们有着自己的智慧，但是并不能要求企业家在其他方面比常人有更坚定的东西。企业家在商业上的选择和才华，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胆子不一定比别人更大，承担的社会政治风险比别人更多。
我希望企业家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作用，多年来社会给予他们的关注与宠爱已经很多，他们也应该对社会表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当然，企业家从个人兴趣爱好、风险评估乃至信仰层面选择回避，也是可以理解，毕竟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难言理想。
时代周报：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发表后不久，王石在微博上重提重庆事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时的噤声是一种错误懦弱的行为，以后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应该明确态度。王石的反思是不是企业家群体必须面对的？你认为企业家与权力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功权：我是反对企业家和权力联系太多的，至少我自己不希望。我注意到了王石在网上的言论，我是蛮赞赏的。这是他个人的态度与表达的权利，但并非每个企业家都必须如此表达。我觉得社会不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绑架企业家，逼迫大家非要怎么样，就像当年，非得逼迫大家捐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信仰，有自己的职责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社会不能强迫别人进行价值表态，在这方面“文革”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政商环境，特别是政府在有些方面不能够表现出宽广的胸怀，有些事情还是比较紧张和敏感，同时，公共权力对商界的介入，甚至是干预，又如此的明显与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沉默回避，甚至出国移民，应该予以理解。当然我希望每一个人，特别是企业家，能够关注社会的每一个问题。商界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能更主动些。我长期在这个群体里，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有的只是不便作更多的表态。
所以，我同意王石的观点：作为比普通大众有更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利益，都应该有社会担当，表明态度。至于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权利。
时代周报：对于“在商言商”，你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不与特权合谋，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请具体展开。
王功权：我特别想解释下“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这一点。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是人大代表。在国外，人大代表就是议员，相当于从政了，其中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参政议政，这本身就和在商言商冲突了。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参政议政。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代表的是某一个群体，为某一利益阶层代言。企业家代表商人、企业界去参政议政，这本身就是谈政治。
我不是说企业家不应当做人大代表。如果企业家参与了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为人大的一员，再称“在商言商”、不参政，是不合适的。这样的企业家就对不起人大代表的职责，也辜负了大家选你当人大代表的初衷。企业家参加人大，甚至入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都是企业家个人的政治选择，但这绝不符合“在商言商”。
时代周报：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必须警惕中国企业家的宏大叙事，这不仅破坏企业家的专业精神，还会破坏刚刚有限展开的市场秩序。你如何解读这种声音？
王功权：我觉得大家平时的言论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关键看后者。八小时之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八小时之外愿意讨论宏大叙事，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多一些言论空间、多一些宽容，不应该对国民进行政治绑架和言论绑架。
时代周报：此次争议发生于“正和岛”这样一个企业家组织。你个人是否参与了类似企业家组织？企业家组织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王功权：我只参加过一个企业家组织，就是中国创投专业委员会，并担任联席会长职务。中国创投委员会是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国家民政部批准登记的全国社会团体，属于半官方性质。成立中国创投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创业投资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2011年10月，我辞去了中国创投委员会联席会长的职务。其他的企业家俱乐部，比如像阿拉善、亚布力论坛、“正和岛”等，我都没有参加过，所以，并不清楚它们的具体情况，也就无法推断类似企业家组织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除了原来的职业，我个人不太参与这样的交际群体。
在这个国度里，就政商关系而言，每个企业家都逃脱不了这样的影响。我当然希望每个企业家都能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向，都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推动社会往正确的方向走。特别是在公民社会的建设、公民权利的争取、社会公益的推动方面，能多一些关注；在涉及工商界利益的时候，更能够挺身争取。我个人也努力地在做。当然，如果企业家选择不做、不关注、不争取，我也不觉得是什么错，因为他们很忙，有自己的业务，有自己的安全考虑。在今天的国情下，很难要求每个企业家都关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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