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限购拆了婚姻的墙？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婚托”等现象，北京市住建委启动检查，如果开发商和中介机构参与教唆、协助“婚托”，都将从严查处；购房资格核验系统中，出现“闪婚”三次的身份证号将自动“告警”。（7月17日《法制晚报》）

　　那边厢为防“政策性离婚”，南京一度推出离婚限号；这边厢为防止“政策性结婚”，北京查处“婚托”。仿佛限购扒了婚姻围墙，变成儿戏过家家似的，成了随意进出的菜园门。伦理道德让位于利益，令人无比唏嘘。而相较于“政策性离婚”获取家庭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充当“婚托”则成了牟利赤裸裸的交易，更该谴责并查处。

　　问题是，限购条件设置中，有京籍户口家庭具有购房资格，等于赋予户籍以无形的价值。而婚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关系，结婚与离婚，从不视其目的而有真伪的区别，履行了法定程序即意味着合法。换言之，即便是明知假结婚，如何惩处都没有法律依据。

　　正因如此，北京对“婚托”的查处，也不过是“闪婚”三次的身份证号自动“告警”。坦率说，这不过只对职业“婚托”有所抑制。理论上讲，凡具有北京户籍且不在婚姻状态的，都可有至少2次无任何风险寻租购房婚姻的机会。试想，有了如此政策漏洞，这样的“补丁”又有何用？

　　事实上，利益的诱惑与风险同在，“政策性离婚”有假戏真做的，“婚托”购房未必不会变成弄假成真的，财产风险、伦理道德风险都存在。比如，“婚托”耍赖不肯离婚，要挟要价甚至分房产，抑或购房者同样耍赖企图婚姻成真的等等。弄巧成拙或许是对违反普适准则最好的惩罚，但是“桥”影响“路”的规则，不能不反思“桥”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房产限购政策的初衷是抑制投机性炒房，保持楼市供需的平衡和价格平衡。但是，层层设置的限制条件，却人为地将购房的资格无限细分，身份、户籍、房产、社保、纳税、婚姻、工作等等都成了条件，并与税率、贷款挂钩。带来的结果，在打击了炒房的同时，也对正常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等产生了误伤，出于利益的考虑，形形色色钻漏洞的伎俩就显现出来了。并且从实践来看，条件越多漏洞就越多，不停地给漏洞打补丁，从来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打击投机性炒房该着眼于结果的判断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即应以持有为标准，而非购买或者出售。比如，炒房的结果必然是多套房在手，只要对过多房产的持有环节征税，并且呈阶梯式，持有越多成本就越高，风险也越大，抑制的能力自然能够显现出来，避税、误伤等负面的影响便可以避免，政策性“婚姻”的光怪陆离不治自愈了。显然，房地产调控需要更多技术的手段，而非门槛式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