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晚，山东籍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引爆了手上的自制炸药，虽未造成他人伤亡，但冀的左手因伤势严重而截肢。这一恶性案件也让冀中星长达8年的维权困局浮出水面。
按冀中星此前在网帖上的自述，他2005年在广东东莞做“摩的”生意时，被当地治安队员用钢管殴打，致其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他在东莞起诉雇佣治安队员的新塘村村委会，但终审被判败诉。
爆炸发生之后，冀中星的户籍所在地山东鄄城县与东莞市方面隔空唱起对台戏。鄄城县明确称，冀遭到东莞治安队员殴打，致其下肢瘫痪，遂多次前往东莞上访，但未获得明确答复，2010年东莞市公安局给予其10万元赔偿。而东莞方面称，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了冀中星，那10万元是救助金，而且当时冀中星还签了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两地政府都在声明中清楚表明，冀中星的诉求与自己无关。
然而，极端事件还是发生了，冀中星选择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试图以极端形式引发公众关注。他的行为威胁到不特定公众的安全，应受严厉谴责，也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然而，极端案件暴露出的中国社会治理深层次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事实上，近期极端的报复社会、官民冲突事件时有发生。7月17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在与当地城管的冲突中不幸身亡，而警方因此与一些群众发生严重冲突。6月7日，厦门市民陈水总因不满社保办理延迟，在拥挤的BRT（快速公交系统）公交车中实施爆炸。再早还有2012年5月，云南巧家县两个农民因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对某社区服务大厅实施爆炸，导致3死14伤。2011年5月，江西抚州市民钱明奇因对拆迁不满，对抚州市人民检察院等政府部门实施三起爆炸。
不满绝不是伤害无辜的理由，但提供便捷的救济渠道，纾解改革深水区的阵痛，却是国家责任所在。让人遗憾的是，在极端事件频发之时，不少基层政府还是习惯性地对事件盖、捂，甚至暴力维稳、以钱铺路。比如，瓜农邓正加在城管面前不明不白死后的第二天，就被匆匆下葬，因为据说“迟下葬一天赔付少10万元”。
“凡人畏果，菩萨畏因”，不追求真相，不理清责任，却粗暴地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搞定，向社会最弱势人群展示国家机器的健壮肌肉，以为一觉醒来微博上风平浪静，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其实只是在抹平、深埋矛盾。就像东莞、鄄城政府，他们都觉得冀中星已经被“维稳”了，殊不料他正在通讯录里记录着黑火药的配方，酝酿更大的社会问题。
“谤声易弥怨难除”，既有的“强力维稳”、软硬兼施，绝不是解决冀中星们诉求的良药。基层埋雷容易，拆弹难，真正系统性化解社会风险，实现个案的公正解决，还得依靠法治手段，有赖于社会管理理念和思路的改变。就像今年1月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纳入司法渠道解决”，真正实现司法作为矛盾最终解决机制的作用。
保障矛盾的法治化解决，就要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避免行政对于司法的干涉，更不能妨害公民的正当诉权，将矛盾放在公平的法庭上解决。应以司法审查，推进个案真相调查。同时，政府也不能无原则地向受害者承担“维稳性赔偿”，更不以火化尸体作为“赔偿”筹码，以真正实现对真相负责、对法律负责。应将治安员、城管这些灰色执法地带，纳入法治轨道，防止以恶抑恶，避免纵容暴力。
国有沉疴，行法于邦；民有纠纷，一断于法。要让每个人在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受伤的芦苇不被折断，让受伤的灵魂看见希望。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