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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这么做，肯定是因为绝望。是的，所幸他引爆炸药时发出警示，没有更多伤亡，把危害公共安全降到了最小，同情他，或者说“饶恕他”的人，多于谴责他的人。我从他的角度，理解他所受的伤害。一个家境困难的农村青年，早早去东莞打工，攒钱买摩托搭客谋生，却路遇查车被治安员钢管追打，二十六岁的人生被拦腰截断。他不能奔跑了，无法劳动了，瘫痪在轮椅上。这样的余生要靠他自己支撑度过。
东莞公安局在他和家属上访5年后，给了他10万元，作为“交通事故”的救助。另一方的陈述里，没有治安员的恶性殴打，只是骑摩搭客的冀中星与巡逻的治安队员发生碰撞，不慎摔伤，被撞的一名治安队员也受伤了。事实是怎样呢，除了车上乘客，没有其他“目击证人”。10万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果不是机场的那声爆炸，也不会重启调查。
然而一个网友的留言震撼了我。她说：“李小姐，你在广州时，碰到过黑摩飞车抢夺事件吗？此人是东莞黑摩司机。广州东莞的人都知道黑摩的危害，我就曾在广州遭遇过黑摩的抢劫，在地上被拖行五六米远，全身多处受伤；也亲眼在东莞看到一女生被黑摩狠狠砍了一刀抢钱！飞车抢夺，让人谈摩色变！所以，对于治安队当年严打黑摩我非常赞成。此人下场是咎由自取。”
读完这段文字，我一时语塞。我没想到还有“第三方受害”的角度，而且为治安队行为的“正当性”辩护。是的，我生活过的广东最让我心惊肉跳的就是“飞车党”，曾在凌晨的街头被呼啸而过的摩托挂倒，拖行了几米，肩包不翼而飞，也曾在白天的大路上亲见女子被骑摩二人组抢走金项链，还在饭局上听过手臂伤得五花肉一样的女编辑讲她在隧道被黑摩抢劫。太普遍的遭遇，以致后来远在北京听朋友描述治安队如何拿着长长的钢管把“飞车党”从摩托上击落，也觉得解恨。
但我不会因此认为冀中星是“活该”的。相反，还原到当时的背景，他的事故更显悲剧。东莞厚街是外来人员庞杂的地方，从事各种交易都有，酒店桑拿夜生活丰富，冀中星买摩托搭客也因这份生意好做。如果不是“飞车党”的猖狂，让严打黑摩成为当地治安任务，他或许也不会成为查车对象。他没有不良记录，也不曾抢劫伤人，错在路遇查车时，没有及时停下来，继续往前开。这个举动在敏感时期，很容易被当作飞车党抢劫逃逸，而且他正好搭了乘客，像作案的同伙。这就很好解释后来的“交通事故”了。从逻辑上说，应是治安队员的误判误伤，属于工作事故。但打击飞车党的正当性，又让他们无法承认手段的粗暴。
我梳理这些事实和可能性，想起看过的一个作家演讲视频。叫做“寻找弄断我脖子的人”。受害者Joshua Prager真的是遭遇一场交通事故。他19岁时是个身手矫健的运动男孩，对生活只有美好的计划，但那天他乘坐的大巴被一辆违规驾驶的卡车撞飞，他的颈椎咔嚓一声断裂，抢救过来并经多年康复治疗后，他依然是依靠手杖生活的偏瘫者，他努力成了作家，在所有作品里都写到梦魇般的人生断裂。
21年后，他回到以色列，寻找颠覆了他世界的司机。最后他找到了那个叫阿贝德的人，他们握了握手，相视一笑，并坐在长椅上聊天。阿贝德向他讲诉自己的悲惨人生：他刚做完一个眼部手术，他的腰和腿脚也有些问题。他在那场车祸中撞掉了所有牙齿。阿贝德还给他看那场事故留下的汽车偏振片残骸，和他的老驾照。“我曾经很英俊呢。”他说。
“车祸改变了我们俩的人生”当受害的Joshua Prager这么说，阿贝德向他展示那架已经被粉碎的卡车的照片，并澄清说那场事故不是他的错，而是因为左车道的巴士司机阻挡了他的行车。受害人说他不想回忆那场悲剧，他是来寻求忏悔。他对阿贝德说：“我明白，这场事故不是你的错。但你有没有因为什么人不必要的遭受感到遗憾呢？”阿贝德迅速回应了3个字：我自己。
阿贝德认为车祸是偶然的，是上帝为了让他信教，降灾难于他。之前的27次交通违规——闯红灯，超速驾驶，还有最后那次制动下坡，在他口中缩水到1次。然后受害人明白，无论事实多么鲜明，人们总可以把它叙述成自己舒服的模样。阿贝德是永远不可能道歉的。
不知道这个“交通事故”的后续是否有助于理解冀中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受的伤害是最大的，难以对别人所受的伤害感同身受，尤其要越过自己那层。冀中星讲述的真相被以证据不足驳回，治安队讲述的真相又破绽百出，8年来，一个坐在轮椅上屡屡想自杀的人，对真相可能都不追究了。他想要道歉，想要尊重，想要公平。可是每个人为了自己的“舒服”无法满足他。在伤害的排序里，他被忽略了。所以他最终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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