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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的大量出现，一定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也应是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到那时不排除中国出现数百家甚至数千家民营银行。但现在我们也不能等上好几年，而应先试点探索，先积累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开放做好准备。
年前或能挂牌一两家
《华夏时报》：筹备开放民营银行准入市场并非最近才开始，但为何你认为今年内就会挂牌一两家而不是很多家?
郭田勇：早在李克强总理作相关讲话，对外宣布之前，已经有一些民间申请要求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许多民间投资者为此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且，最近这几年，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上一届政府也曾想过放开市场，现在，很多相关的筹备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从时间上来推算，年底之前有可能挂牌一两家。却不可能一哄而上，以避免出现混乱或无序的情形。
因为对于民营银行究竟会出现怎样的风险，监管机构以及相关各方现在都还难以充分预计，只有通过一些试点才有可能知道。
《华夏时报》：谁会被选中作试点?
郭田勇：现在从南到北，都有很多发起人跃跃欲试要建立民营银行，至于谁能被选中作为试点，那要看监管机构如何依据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状况以及当地的金融风险程度高低和社会环境好坏加以考虑。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要看发起的民营企业家的资质和经营状况，这些都要加以综合考虑。
《华夏时报》：会在温州、泉州或深圳这些地方选择试点吗?谁更占优势?
郭田勇：民营银行的试点，应该不限于这几个金融改革试验区。在非金融改革试验区，也有很多资质非常好的民营企业，有些地方社会的信用环境和经济活跃度也还可以。
《华夏时报》：在路径选择上，未来会不会有必要从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当中选择一些有经验者作为扩大试点的对象？
郭田勇：将小贷公司转为民营银行，这个问题我们曾讨论过，大家也曾提过一些建议，让那些好的小贷公司直接转成民营银行。这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很多小贷公司是由民营企业控股。但这一块，小贷公司目前由各个省金融办监管，如果部分转成银行，则银监会与各省金融办或可考虑进行协作。我个人认为这是未来搞民营银行的途径之一。
至于典当行，可以往金融租赁公司的方向走。但它和担保公司一样，并不具备完全向银行转换的条件，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也并无很透明的操作。
从管理层主导来看，也有可能直接成立一些民营银行，而与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并无关系。
《华夏时报》：在经营区域方面，应否有所限制？
郭田勇：这可能会由监管机构依据出资企业的资本状况和出资情形来判断。但一开始，可能会搞一些区域性的甚至社区型的民营银行，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和中小实体企业。
相关的制度亟待建立
《华夏时报》：那你认为会在何时出现大量民营银行？
郭田勇：为什么民营银行现在只能先搞一两家试点，而不能大面积推开？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在风险防范能力上和监管水平上进行改进，这是试点希望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相关的制度尚未建立。
民营银行的大量出现，一定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我曾经提出过一枚硬币两面论，即利率市场化没有放开，就大幅度降低民营银行准入门槛，就会形成金融黑洞，吸走大量资金，反而不利于实体经济；而如果利率市场化放开了，却没有降低民营银行准入门槛，仍是国有大银行相对垄断的市场格局，就可能出现利率差不降反升的情形。所以，利率市场化和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应同步推进。
民营银行的大量出现，也应是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那时，我们不排除中国出现数百家甚至数千家民营银行。但现在我们也不能等上好几年，而应先试点探索，先积累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开放做好准备。
《华夏时报》：在制度设计上，比如准入监管和退出机制方面，有无特殊考虑?
郭田勇：文件里写到了自担风险，但这个自担风险本身，有需要推敲的地方。因为银行本来就是要受到自担风险的约束，否则就不叫银行了。
之所以特别提到自担风险，也说明近前管理层对开放民营银行准入犹豫再三确实由于对民营银行的经营风险有所担心。对于民营资本办银行的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担心民营企业家或民营资本不懂银行；第二，担心民营银行出现利益输送，搞关联交易；第三，担心民营资本没办好银行卷钱外逃，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这种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我却认为，第一，没有人天生就懂银行，而且马云前几天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也有道理：有些行业就是要由不懂的人来干。从经营上讲，现代公司治理，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民营资本不懂银行，但管理层可以邀请懂行的人。所以，民营企业家或民营资本不懂银行不应成为风险担忧的理由。
第二，担心民营银行出现利益输送，搞关联交易，但国有银行喜欢给某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贷款，这算不算利益输送和关联交易？从这个角度说，民营银行若喜欢给中小企业贷款，这种利益输送我觉得反倒是一件好事。当然，民营资本的关联交易的确需要防范，但不能因为担心而不放开，只需有明确的相关监管规定就足以克服。
第三，担心出问题之后卷钱出逃，但如果建立起“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体制，即使有跑了的，也妨碍不到公众利益，所以，相应的制度建设保证，比如存款保险制度，这非常重要。为此还应建立好宏观监管体系，防止出现大面积连锁效应。
有压力也有盼头
《华夏时报》：有效监管固然重要，但过于严格的监管是否会对其经营形成诸多制约，带来很多不便？
郭田勇：对民营银行的监管标准不能过于严格。有人说让民营银行自担风险可不可以像古代钱庄票号那样搞无限责任制？但现代公司治理下，股份都是有限责任，若要求民间资本无限责任，就存在歧视问题。此外，若是无限责任，则民间银行发展壮大之后增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不能戴有色眼镜看民间资本。要求对民营资本制定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资本就是资本，无论国资、民资或外资，不应存在孰高孰贱的问题。
我相信那些提出要办银行的民间资本，绝大多数会把办银行当做事业来干，而不会为了拿个牌照搞投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讲清楚。我认为不应该为民间资本办银行单独建立一套制度，整个银行业，该怎么进退就怎么进退。
《华夏时报》：即使制度问题解决了，民营银行经营中来自市场环境的竞争压力是否并不会减小？
郭田勇：2006年的时候我们曾讨论过农行分拆的问题，现在来看，短时间内，国有大行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民营银行想在金融领域拥有话语权还比较难。另外，在公众心目中，天然地认为，小银行未必能行。所以，如果没有公众储户的存款，银行如何发展？这确实是未来发展民营银行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原因所在。如果所有银行都一视同仁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约束，就会在公众心目中形成整体判断，即国家强制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让自己在任何银行的存款都得到保障。虽然中小银行可能会因为存款保险制度而付出一定成本，但却是一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好事。
所以，民营银行有压力，也有盼头。
对于一些中小民营银行而言，因为规模小，经营机制就比较灵活，特别是其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一方面可以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中小银行议价能力比较强，其收益率有可能比国有银行还要高。所以，中小民营银行应该会对自己有信心。
《华夏时报》：虽然设立民营银行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但民营银行未来生存环境的改善，似乎并不容易?
郭田勇：相比于社会其他环境，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并不算差。从方向上看，金融改革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所以，将会成为一个突破口。但从更大意义上看，无论是石油、石化、电信、铁路，还是银行业，所有以市场化为导向商业化运作的行业，未来都面临着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问题。它所体现的都是WTO所称的国民待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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