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周三。即将离任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鲁格(Alan B。 Krueger) 6月12日在摇滚名人堂及博物馆(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演说,题为《希望与梦想之地:摇滚、经济学和重建中产》。
克鲁格卸任在即,为奥巴马“促销”经济政策机会无多,演说题材选中老毕钟情的摇滚,葫芦里卖什么药,岂能不看个究竟?
超级巨星经济
过去二三十年,随着科技转变、全球化和利于不同阶层共享繁荣的社会规范日渐薄弱,中下层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财富分配向上层倾斜益发明显,美国经济走上了音乐产业“胜者全取”的格局。
此一被克鲁格形容为“超级巨星经济”的气象,早就见诸演唱会票价走势和天皇巨星于所有演唱会收益中所占份额。按照这位奥巴马“第一经济谋臣”的观察, “胜者全取”非但体现于摇滚世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富者愈富的势头亦有增无减。
战后至七十年代,美国不同阶层人人得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但八十年代以来,财富分配向顶层倾斜的现象日趋严重。时至今日,收入最丰厚1%的所得,已激增至跟“咆哮二十年代” 1%占整体收入20%不相伯仲的水平。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朋友,对数字背后的意义,必有所感。
贫富悬殊四海皆然,即使福利制度完善的瑞典,基本趋势亦无二致。然而,瑞典最富有的1%家庭占整体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4%上升至2011年的7%;美国最富有1%家庭占整体收入比例,同期由10%倍增至20%。由此可见,富者愈富虽举世皆然,但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却因国而异。较诸美国,香港贫富两极恐怕犹有过之,实际数据还待学者跟进。
成也科技败也科技
摇滚与“胜者全取”,中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跟美国财富分配向顶层严重倾斜,又有哪些共通之处?
根据克鲁格的研究,1981至2012年,美国演唱会平均票价升近400%,远超整体消费物价同期150%的升幅。最顶尖1%歌手/组合在所有演唱会收益中所占份额,从1982年的26%,上升至2003年的56%,二十年间激增逾倍;最顶尖5%歌手/组合占演唱会整体收入比例,更高达九成!
在克鲁格眼中,“巨星经济”立足于四大元素:科技、规模、才华/运气(两者可能仅差一线)和社会规范的崩坏。在扩音、扬声器材尚未面世的年代,歌星纵有天籁之音,基于客观条件的局限,也无法“全取”。随着音响技术的发展,科技令歌手得以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凭借录音器材的普及和全球化这股东风,才华出众或运气过人的圈中人,乐迷遍布天下绝非难事。
然而,在音乐产业仍靠卖唱片创富的年代,“胜者全取”格局尚未出现,天皇巨星所得也许远超地位较次的对手,但最顶尖5%占整体收入九成的局面,却是在盗版活动禁之不绝之后才成形。过去,主要为促销唱片而举办的演唱会,如今反过来成为歌星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克鲁格的研究发现,演唱会票价自九十年代开始大幅飙升。
在此之前,纵是超级巨星,于门票定价上也会适可而止。克鲁格指出,天皇巨星演唱会最“靓”观赏位置的票价,于“胜者全取”年代前一直偏低。盗版猖獗加上近年下载成风,大大改变了歌手与粉丝之间的默契,在靠演唱会吃饭的今天,有条件有市场的歌手向钱看,乐迷则边骂边掏腰包,音乐产业遂变成彻头彻尾的“巨星经济”。
在音乐以外,科技发展同样大大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全球化令企业版图跨地域扩张,但也令各行各业对低技术人手需求大减,中国等低成本国家的廉价劳工,更促成大规模工序外判,为美国工人带来严峻的就业挑战。
与盗版猖獗前的音乐产业一样,美国制造业和非主管级工人的薪酬,直至七十年代末,与生产力增长亦步亦趋,收入分配并未出现向顶层倾斜的现象。八十年代开始,工人所得逐渐跟不上生产力增长,三十年来最富有家庭所得远胜中产,而最贫穷的一群,扣除通胀后的实质收入,较三十年前更低。
按照克鲁格的计算,1979至2011年,美国人整体收入增长,多达84%落在最富有的1%家庭手上,当中2000至2007年,1%家庭占整体收入增长,比例更超过100%!
就摇滚一样,美国社会“胜者全取”,一目了然。克鲁格以奥巴马首席经济智囊的身份,拿美国人非常喜爱的摇滚分析经济,要宣扬的自然是总统竭尽所能改变富者愈富的局面,为中下阶层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令全民皆可拥抱美国梦。
本文版权所有:香港信报财经新闻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