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金融危机言过其实 宏观经济应准备底线管理

　　今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5%。这意味着，在2012年4季度短暂止跌回升后，中国经济增速再度呈现出下行态势。与此同时，新一届政府对降速的容忍“限度”也成为了市场热议的话题。

　　针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态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陈雨露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并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希望。

　　讲宏观：宏观经济应准备“底线管理”

　　陈雨露指出，目前公布的GDP指数表明，新一届政府在宏观管理理念上有所变化，在经济调控中既注重“底线管理”，也讲求“战略定力”，特别强调政策要“长短兼顾”，在“强调稳住一个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强调尽量避免使用那些短期有用但中长期负面作用较大的政策”。

　　“从上半年情况看，中国经济运行依然还在合理区间内，但近期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可能有所放大，从各类先行数据及运行逻辑来看，国内结构性下行力量在放大，经济回稳的支撑点开始弱化。”陈雨露说。

　　同时，陈雨露也表示， 3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类的数据可能接近宏观调控的管理“下限”，4季度经济回升的力量虽可能有所加强，但不确定性却大幅度上升，这将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准备“底线管理”。

　　“我感觉新一届政府宏观管理理念进了很大一步。”陈雨露说，“我发现决策层不是经济下行压力一大就採取简单的财政货币放松和短期刺激办法，而是有保有压、找到有效需求。”

　　同时，正对未来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陈雨露表示，宏观调控未来需要保持一定的“定力”。他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保持经济平稳的基础已经比以前要强大得多、经济调控的手段也比原来多得多。因此，中国在管理“底线”的同时，也应当保持一种定力和决心，坚决进行结构调整，“短期增速下行，是为了长期战略利益必须迈过的坎”。

　　谈货币：金融危机言过其实，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蓄货币

　　在谈到当前人们普遍担心的金融风险以及人民币的未来时，陈雨露表示，从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和宏观形势还是全球相对而言最好的之一，同时，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经营性的资产和主权债务比率还维持在较低的比例上，整体的金融安全性风险并不大。因此，关于金融风险很大，金融危机可能会爆发的判断有点儿言过其实。

　　“目前的问题主要就是怎么能够抓住现在我们整个物价比较低的时机来推动我们的金融改革，同时还是要着眼于怎么能够推动我们实体经济的创新，这是更重要的。”陈雨露强调。

　　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热点问题的时候，陈雨露强调，金融开放本质是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金融产业的对外开放，货币的国际化也将成为大势所趋。

　　在陈雨露的一份重要报告中，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国，积极参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资本账户开放是中国金融发展长期战略的必然选择。报告认为：“对全球主要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激进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确实容易诱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但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在总体上伴随着较低概率的危机发生概率。事实上，从长期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是有助于金融稳定的，但开放过程应避免采用激进模式。”

　　陈雨露认为，在渐进推进资本帐户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开放保护”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在名义上和原则上提高本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满足参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合规”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具体的审慎监管条例和措施，对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本施加必要的限制，确保金融的实际开放度保持在本国可承受和具有调控能力的水平上，从而将金融开放带来的负面冲击降到最低。

　　陈雨露在报告还明确提出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认为综合考虑国际经验和国内环境，同时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表，“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在2015-2020年之间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窗口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正好吻合”。

　　“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是一个渐进而长远的过程，未来30年，中国应该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陈雨露如是说。

　　具体而言，两个“三步走”是指，在人民币崛起的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

　　在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上，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步是“金融投资化”，即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步是“国际储备化”，即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话改革：改革进入攻坚期，要确保工作不断、心不散

　　在谈到此前进行的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问题，陈雨露表示，这一轮的简政放权无疑是中国政府在改革深水区“趟”出的一大步。

　　“人们注意到，中国已明确提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与此相对的是，国务院部门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职责分工、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陈雨露说。

　　“任何国家的政府内部有一种‘膨胀’倾向，有发展成为‘无限政府’的内在趋势。”陈雨露分析指出，当前政府在某些方面对微观经济干预较多，而有些该管的又没有管住管好。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抑制了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力。

　　“此轮机构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陈雨露举例说，比如涉及到市场能解决的问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政府不要过多介入到微观领域的事。

　　中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要解决上述问题绝非易事。“简政放权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陈雨露说，调整手里的权力，削减权力，把权力下放给他人，对于既身为改革者又同为被改革者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受而难得的事情”。

　　针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短期伴生风险。陈雨露认为，权力下放和重组的过程中，应警惕出现工作不连续，或者是中断的现象出现，同时也需考虑到有部分工作人员可能会“心散”的可能性。

　　鉴于此，陈雨露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的体制优势，如组织优势等。在改革方面，一定要制定出清晰的时间表，尽快将工作机制建立起来，并把配套措施加紧完善。同时也需要主管部门加强督导，逐项落实各项细则。

　　陈雨露认为，检验此轮改革的关键在于其能多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他指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红利是因果关系，政府职能转变直接带来政府机构设置优化，使其更为高效，而政府从低效到高效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释放改革红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