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何走下经济杠杆？

　　让杠杆的功能指向贫困人群生活际遇的改善，指向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的保护。这既是人类发展理念的深切呼唤，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

　　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对于世界经济的“去杠杆化”，问题应该不是“是否”，而是“如何”。

　　物理学中的杠杆，作为一种简单机械，使人得以操纵徒手搬不动的重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经济中的杠杆是以负债形式用较少本金支配更多资产，以期谋取更多利润。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起，全球经济实际上就启动了“去杠杆”进程。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金融危机，本质都是“杠杆危机”。基于高杠杆率的增长不可持续，杠杆水平必须下降。

　　“去杠杆”的第一波自然出现在金融领域。银行部门杠杆化率在历史峰值上被拦腰砍断。信贷减少，带来家庭和个人消费的去杠杆化，形成一种“负财富”效应，需求大幅下降。为此，作为信贷和消费杠杆的替代，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上的货币量化宽松在所难免。这实际是一种为了“去杠杆”不得已而为之的“增杠杆”。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已上演“去杠杆化”的“2.0”或“3.0”版，即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阶段。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底特律的破产以及美联储量宽政策的逐步退出，都标志着“看得见的手”在杠杆上慢慢滑下。只有最后一轮去杠杆完成，危机才算终结，新的增长才能孕育。

　　但这样一个“去杠杆化”过程，隐含着一种“去杠杆悖论”。信贷泡沫破裂，要求增加资本金、降低负债率；从银行到家庭、从企业到政府，不同层次的去杠杆，对经济体构成叠加冲击——以杠杆获得的资金统统要在“反向杠杆化”中退出。这样一种减少流动性甚至使之趋于枯竭的潮流，既是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也可能深化和扩大危机。

　　虽然自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以来，任何一次危机都要通过戳破泡沫去除信贷过剩以及由此衍生的生产过剩，但这一次的问题更为复杂。正如《纽约时报》不久前刊登的《美国经济如何走向全面破产》一文指出的，“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金融化已将美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型赌场”。可以说，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杠杆”运动走到了尽头，过去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经济的驱动离不开杠杆的功能。从经济史的视角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发达经济体的崛起，无不依赖金融杠杆的撬动力量。同样，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虽曾坐拥巨大财富，但缺乏“股票资本主义”的支撑，可以认为是其未能在近代实现经济崛起的一大因素。

　　没有杠杆的世界是不可想像的，对杠杆过度依赖则是危险的。世界经济走下杠杆，是要切割债务扩张的风险链条，扭转寅吃卯粮的负债消费，告别建立在债务堆积沙滩上的“好日子”，回归健康的发展格局。也可以说，“去杠杆化”实际可能表现为一种“杠杆转移”，一种经济运动的“再平衡”。在这个对资源错配的纠错过程中，需要为转移中的杠杆寻找新的支点。现在可以看到的，应包括“两个失衡”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在发达世界想方设法鼓励超前消费的繁荣景象背后，在危机降临后为了去库存、去产能而以当代方式重演“把牛奶倒入大海”场景的同时，地球上还有十几亿贫困人口缺乏最基本的消费保障。危机表明，将富人的过度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模式走进了死胡同。不能有效解决穷人的基本消费，就没有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高歌猛进的经济繁荣，是以人类继续对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作为代价的。在传统的行进轨道上，经济增长的高杠杆成为生态环境恶化与资源能源消耗的加速器。世界发展同样不能建立在当代人对后代人的剥夺基础上。

　　纠正失衡，应该是确立新的支点。杠杆还是需要的，关键是要朝正确的方向撬动。均衡、共享、可持续，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必然取向。具体讲，就是让杠杆的功能指向贫困人群生活际遇的改善，指向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的保护。这既是人类发展理念的深切呼唤，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