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餐桌浪费超越了权力边界
晏扬
餐前如不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餐后不提示消费者打包剩菜，餐厅将被处以2000元至1万元罚款。近日，由广东珠海市创文办、文明办委托起草的《珠海市餐饮浪费处罚暂行办法》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还规定，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条款，违反规定的，由政府相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对珠海市这一动议，网上大致有三种声音：一是表示支持，并希望政府部门严管严查、持之以恒，坚决杜绝餐桌浪费；二是表示担心，认为餐桌浪费不好认定也管不过来，相关规定不具可操作性，会沦为一纸空文；三是表示质疑，认为餐桌浪费是消费者的私事，餐厅没法管，处罚餐厅不合情理，值得商榷。
政府部门可以倡导餐厅这样做，却无权强制，更无权对餐厅实施处罚。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也不是可操作性强不强、能不能管好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有没有法律依据、合不合法的问题，或者说首先涉及“依法行政”问题。
餐桌浪费确实很严重，据统计，中国人一年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珠海市这一动议目的正确、饱含善意。可问题是，消费者浪费自己花钱买来的食物，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种违法行为；餐厅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提示消费者打包剩菜，这只是餐厅的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要求餐厅这样做。换言之，并无法律法规授予政府部门这方面的处罚权，“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部门便不能自我扩权、自定罚则，哪怕目的再正确、初衷再良好也不行。
禁设并处罚最低消费也是如此。在明码标价的前提下，餐厅设置最低消费并不违法，消费者也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政府部门凭什么实施处罚？罚款是对公民或商家财产的剥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这不是几个部门一商量就能做的事情。
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就必须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哪怕是“善意的权力”也不可逾越法律和制度的边界。任意越界的权力今天可能办一件好事，明天却可能办一百件坏事，这才是最值得警惕之处。
医治医药回扣要有精准的法条
吴睿鸫
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记者提供了四份材料，举报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后，向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的79家医院、503位医生，借“研究经费”(“研究者费”)名义，支付约169万元的费用。这些举报材料还显示，在这79家医院之外，赛诺菲还向北京地区的另外5家医院，共43位医生，每月通过现金报销、礼品赠送等方式，输送利益两万多元。
所谓的“研究经费”，其实就是医药回扣。针对医生收受回扣现象的泛滥成灾，国家近年来发过不少红头文件，媒体也屡屡曝光医药“回扣门”事件。但是，对医生收取回扣处罚的依据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医生的回扣行为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处罚，而处罚的力度最重也只是吊销医生执业证书。
值得欣慰的是，2008年11月，两高院终于给医生“吃回扣”法律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五年过去了，这个被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是治疗回扣特效药的法律，并未起到应有作用，医生吃回扣仍然猖獗不止。
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在于法律的精准度不够。譬如，《意见》中提出了“数额较大”这一几乎涉及我国所有经济法律的习惯性词汇。但这个数额较大是多大呢？适用的是《经济合同法》、《刑法》、《招投标法》还是其他？“较大”是指的5000元还是5万元？在《意见》中，我们都找不到答案。还有，同样收受回扣，不同的数量、不同的后果代表着不同的量刑，但如何量刑，依据什么标准来量刑，也找不到答案。如此法律能起到多大的威慑力呢？我们可想而知。
因此，对医生吃回扣行为，要有精准的法律定量。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从医疗体制着手，一方面要打破医疗垄断，形成医院间竞争态势；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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