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祖 陈哲 吕向荣
退休10年后，向来低调的朱镕基以“上海讲话实录”的形式，再次走入公众视野——8月12日，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在全国各大书店公开发售。
这让很多上海人想起了1988年朱镕基竞选上海市长时的话——“到上海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
直到1991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度过了三年的主政时光。这三年，对他来说，是首次担当地方大员，满头白发换来上海关键时刻的成功转型。在此期间，朱镕基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是四个博士生的导师。
正如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晓冬在朱镕基的新书首发式上的评价：“伟大的政治人物并不会因为淡出政坛而被人们遗忘。”
尽管退休后，朱镕基一贯保持低调，46万字新书将市长朱镕基、先生朱镕基、作者朱镕基的多面角色重新翻出，展露在世人面前。
市长朱镕基
与前两本书主要收录朱镕基在副总理、总理任上的讲话不同，这本书最大亮点在于，讲话者的身份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位大国总理，而是一个普通上海“地方官”。
1988年2月6日上午，从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履新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乘火车抵达上海。当天下午，这位60岁的候任市长就到了上海财政局听取报告。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其间，时逢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
他自己当时也感慨，“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
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前做了不少准备，一到上海就对经济工作、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等开展调查研究。他到上海抓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解决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突破口。此后他又提出重点抓三件实事：交通、住房与煤气、菜篮子。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当时在上海工作，他还记得朱镕基当时丢下的“狠话”：“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是靠‘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辛逸回忆，在解决上海市民生活用气问题时，朱镕基到上海石化厂检查工作，当时有位厂领导提出供气有困难，但理由不充分，镕基同志听了生气地说：你不给液化气，我拿你是问。这种严厉的口吻，正说明他为市民群众谋利益的态度和决心。
在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中，朱镕基批评：“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
这种处处为人民考虑的态度也延伸到朱镕基出书过程中。朱镕基历来关心自己书籍的价格。三本书他都对定价提出意见，要求出版社在不赔钱的情况下尽量降低价格，“让老百姓都能买得起”，项目组的负责人、人民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陈亚明介绍。早在第一本书出版时，朱镕基就已决定将不断增长的版税收入用于公益事业，并且已经在着手进行。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在书稿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不少中央部门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反映，书中很多内容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很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周瑞金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管报社工作。他发现，当时朱镕基对上海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主动利用媒体舆论维护上海的政治稳定，又重视通过媒体舆论克服阻力，统一认识，推进改革；明确要求上海媒体组织编写有关改革的教材，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播出宣传，帮助老百姓更好地理解改革。
推动住房体制改革时，朱镕基将改革方案讨论稿在上海主要媒体全文发布并公开征求市民意见，全市有80%的职工与居民参与了讨论。“20多年前让公众参与重大民生工程的政策制定，无疑是一个创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著名民生问题专家郑功成赞赏道。
在发展民生的同时，朱镕基也没有忘记发展改革。
1984年上海最早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也报到中央，中央虽然关注了，但是没有上到议程。朱镕基1988年到了上海以后，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深入思考。
1989年之后，全国地方媒体讲改革很少。周瑞金透露，1991年春“皇甫平”系列评论就是在朱镕基领导和支持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开篇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诸报端。“文章中写的‘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都引自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周瑞金说。
1990年，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了一些项目，朱镕基汇报上海开放开发浦东战略构想。在2月份，邓小平在回北京的车上说，“开放浦东这个事儿要抓紧，回去给中央建议。”1990年3月，中央派出两个调查组，带了一大批人到上海考察。到1990年的4月10日，国务院听了汇报以后，给中央政治局提建议。
“如果没有朱镕基开发开放浦东，从战略意义上讲，不仅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所记录的讲话绝大部分都涉及改革与开放，朱镕基同志将改革开放视为上海发展的动力，并直接推动上海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外贸放权、证券交易、副食品价格放开、推动住房改革、改造外商投资环境、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推进浦东开发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敏感的领域，而朱镕基同志全力推进并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上海的这些改革实践，实际上也为朱镕基同志到中央工作后全面推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等积累了经验。”郑功成表示。
逄先知记得邓小平讲过，朱镕基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朱镕基不回避问题，讲话很生动，一听就明白，所以他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
“在他的讲话当中能感受到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法治精神。”作为项目组成员，人民出版社法律与国际编辑部编审李春林发现朱镕基是非常注重法治的。比如他在1989年6月8日《上海不能乱》的电视讲话中说：“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我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法治、保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朱镕基的许多警告非常中肯，但是人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做。”李春林略有遗憾补充。
汪玉凯表示，朱镕基在上海不到四年的任职经历，应该说就是后来担任大国总理的一个缩影。书上有很多观念，现在依然值得借鉴。
先生朱镕基
在调任上海前，朱镕基受清华大学的刘达邀请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回忆。
在通常情况下，朱镕基一个月来经济管理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工作的重大问题。
等到朱镕基奉调到上海出任市长，临行前，他对几位院领导说，以后我没法来了，你们谁也不必专门来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时候来找我一趟，和我说说情况就行了。那之后，学院的具体工作就没法兼顾了。
然而，当了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并没有松懈对学生的培养。
朱镕基带的首个博士叫赵平。赵平如今是清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系主任，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常驻上海。
朱镕基既是上海市市长，又是赵平的先生。“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我一直是他的学生，经常到上海调研并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时，感到十分亲切，在上海工作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赵平回忆。
赵平作为朱镕基的首个博士生，秉承了朱退休后的低调作风，平时并不愿意以朱镕基的学生身份抛头露面。但是这次请他来首发式发言，赵平想先生定是知道这事的，于是自己才来了。
赵平回忆，曾经有一次他下企业视察，企业准备好了午宴，他看到后转身就走。以后他去企业都是尽量与职工一起吃食堂，一菜一汤。“我下企业调研，企业也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有时，先生和师母在休息时间也会邀我看看电影或者京剧，但从未对我有任何特殊的安排，我到企业去调研也不接受任何特殊待遇。”
在朱镕基的言传身教下，当时上海市506位局长全都效仿，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赞美之词不绝于耳。“朱镕基先生25年前的为政举措，可以和当今的中央八条新规相媲美。”赵平对于先生朱镕基很是认同。
清华大学的刘颖、牛小玢曾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师者(清华经管学院教授访谈录)》，其中有一篇名为《穿着牛仔裤的学者》，讲述赵平师从朱镕基的经历。
作为先生，朱镕基依旧保持着一贯知难而进的精神。朱镕基为赵平出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朱认为，中国的经济要迅速发展，就必须迅速改进中国的产品质量。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导致产品质量差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这个题目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难！首先，该题目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深层次问题，很难划出边界；此外，按照先生的要求，论文既要在学术上有理论意义，也要能够对中国质量管理工作有现实指导意义。”赵平在进入博士论文的前几个月，感到压力很大，并产生了更改题目的念头。
但朱镕基明确同他说：“这个题目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正因为它难，才需要有人去研究。你要坚定信心——你做不好，不仅砸了你的牌子，也砸了我的牌子。”
此外朱镕基还总是告诫学生，“做事的严谨程度将导致事业上的差别，最终将导致人生的差别。”
作者朱镕基
退休后，朱镕基一向十分低调。在退休10年后，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集结出版他在上海的一系列讲话、信件等执政行为和执政理念，将他再一次推到台前。
这是退休后朱镕基第三次出书。前两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与《朱镕基讲话实录》在2009与2011年推出后，前者最终销量超过130万册，后者销量至今已超过140万套，均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两年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
鲁静介绍，2011年9月《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后，“当时就有很多朱镕基总理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读者提出，希望再出一本收录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时讲话的书。”
事实上，自2003年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着手收集他全部工作历程中的讲话、文章等资料；同时，将朱总理在各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影音资料转录为文字。
两年前，这本书就成立了自己专门的编辑队伍，阵容强大，由朱镕基总理办公室相关成员、专家、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鲁静、侯春组成。
其总协调人李炳军，在朱任总理时，作为朱镕基办公室的主任，跟随其多年。他从第一本书起，就一直在编辑组负责相关工作，一直被排在书中致谢的第一位。今年7月底李炳军被任命为江西省副省长。
在编辑组的多名专家中，1934年出生的著名经济学家谢明干的名字先后出现在朱的三本书中。根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在朱镕基任职国家经委时，他就是朱的智囊，后来朱出任总理，谢更是经常作为经济政策拟定者之一出现，对朱的政策思路极为熟悉。
据悉，初稿文字内容很多，有300多万字，编辑组做了大量工作，反复筛选，最终选取了40多万形成初稿。后又数易其稿，朱镕基逐篇审阅，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并最终审定了30万字的全稿。
延续了前两本书的编写惯例，人民出版社为做好此项工作，成立了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项目组。项目组由编辑、出版、宣传、发行四个小组组成。
陈亚鸣介绍，整个项目组成员从全报社进行抽调，有100多位同志参加了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举全社之力来完成。
在编审李春林看来，“给领导人出书采取‘会战式’的方式去做，以保质量按时完工。”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项目组对书稿进行“三审三校”。一般图书“三审”由三个编辑完成即可。可是本书一审就有14个编辑，二审、三审又分别有8 位、7位编辑。“不止普通书籍10倍的人力来完成。”项目组编辑陈登介绍。
然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栏只有一个名字“任民”。“任民实际上是‘人民’的谐音，这表明我们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们老中青，结合有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一个工作团队完成。任民就是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会突出个人的。”陈亚明介绍。
“这个工作是我们出版社多年形成的一个传统，为中央领导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要做到精益求精，确保万无一失，要做到零差错。”陈亚明说。同时，在编审过程中还需要做好保密工作。
朱镕基总理已经是85岁高龄了，但是严谨和细致的作风丝毫没有减退，不仅逐篇审读入选的稿子，而且经常对文稿的细微调整进行批示，有时还要召集编辑组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黄书元介绍，对于重要的稿子，朱镕基“随时看”：“并不是你全部完成了再送给他看，而是一出来、一有进展他就要看。”
不仅是文字，封面、图片、书签、定价都经过朱镕基都亲自审定。
陈亚明介绍，当时项目组做书签时选定了几个他手写的字，最终上报的方案是用1988年5月4日朱镕基写给当时上海市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的一封信，内容如下：“经权同志：我来沪后曾自己订‘不题词’以律己，因此，恕不题词了，盼谅之。但我是京剧爱好者，开幕演出一定做观众。有空时还想多欣赏。”
但是朱镕基自己重新选择了2002年考察胡雪岩旧居后的留言：“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作为精装本内附赠的书签内容。
陈亚明告诉经济观察报，在出版《答记者问》时，朱镕基审阅时提出，封面上他手写体的名字太醒目，应该小一点，不要突出自己。此后，两本书，朱镕基的名字都没有用手写体，而改为了印刷体。
该书出版前曾印500本送给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与朱镕基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征求意见。
7月份，在该书正式出版前，人民出版社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送审。按惯例，涉及领导人的著作，总局一般会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征询意见，出版社根据送审回来的意见再进行修改。陈亚明介绍，这次总局很快就将书稿返回出版社，给出的意见很简单，“同意出版”。
对于《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发行，陈亚明表示，“这本书我们没有走任何系统发行。此前一些销售不错的领导人出书，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学习的需要。但如今市场化程度高了，老百姓喜欢的书，他们一定会自己来买的。”
本书的繁体字版权由人民出版社授权，由香港三联出版，目前正在编辑印制中，下周繁体字的图书也将问世。
另据人民出版社透露，朱镕基在上海之前的经历，目前暂无出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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