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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断层线”，那么经济学理论未能帮助防范危机则暴露了理论自身的“碎片化”。
在金融学家陈雨露教授看来，主流经济学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割裂、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上的割裂、单个国家与全球体系上的割裂是其内在的深刻缺陷，其理论和实践后果严重，亟须得到克服。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教授以极具权威性的身份提出“大金融”理论体系，试图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下克服上述割裂，并出版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700多页的巨著《大金融论纲》。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陈教授对这一理论体系做出了扼要的阐述。
“大金融”理论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金融因素被系统性地低估了。“大金融”体系则是理论体系的延伸，你能否介绍一下，从经济金融理论的沿革与发展上，“大金融”理论体系对于过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扬弃、发展、创新？
陈雨露：长期以来，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一直未将金融体系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这不仅使得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被长期低估，而且在理论上割裂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总体来看，无论是主流范式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是非主流范式下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未能为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理论基础完善的总体分析框架。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金融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未能明确地纳入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仅仅是通过在新古典或新凯恩斯模型中植入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来实现。
此轮金融危机再次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在金融体系的内部运行规律以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内生性机制得到良好和充分的认识之前，宏观经济学理论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简单地说，当前的理论和现实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框架，这是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都必须面对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大金融”正是在现有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面临重大缺陷，同时现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方法论指导的双重背景下提出来的。“大金融”理论的核心基础，是要将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有机结合，通过构建一个高效、稳定同时具有危机应对能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推动中国成为全球体系的核心国家。
主流范式的局限
日报：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深究一个问题，即2008年这一轮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金融理论体系，主流范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全盘低估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险，并且没有预测到这场危机？
陈雨露：从本质上说，2008年的危机是金融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的恶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深度政策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经常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总体来看，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主流经济学严重低估了金融体系对现在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还是流行的货币主义分析，都不能解释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但实际上，经济中所发生的现象是如此地依赖金融因素，以至于只有在金融因素被纳入理论结构之后，经济理论才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现行的宏观稳定框架中，不稳定的来源更多地来自于我们对金融规律的认识不足，而不仅仅是华尔街巨头的贪婪或是政策当局的迟缓和软弱。对于改革而言，理论和现实的科学一致性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本前提。一种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只有立足于真实世界的现象和行为，才能建立起更具普适性和生命力的理论分析体系。“大金融”命题正是建立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反思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大金融”命题的提出，其根本目标就是要重新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通过对现代金融体系内在规律的研究，系统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理论框架。
“大金融”理论“大”在哪儿
日报：“大金融”理论的“大”字怎么理解，是很多读者的疑问，你怎么概述这个“大”字？
陈雨露：“大金融”的“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过去的理论体系过于狭隘（“小”）而言的。
过去的宏观经济理论基本不考虑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影响，而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也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公司理财、资产定价等微观层面，这就造成了方法论上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深层断裂，从而最终导致了在理解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上的思想断裂。因此，潜在的方法论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的根本，同时也是实践问题的根源。
所谓“大金融”，就是要通过构建宏微观相统一、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的一般理论框架，真正建立起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致性和科学性的方法论总纲。方法论意义上的改变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这是“大金融”命题的核心和精髓。
“大金融”的“大”，不在于形式和数量上的大，而在于理念上的包容性、视野上的整体性以及方法论上的系统性。较之传统经济理论，“大金融”突出强调了三个整体性：一是必须将整个金融体系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狭隘地考虑货币和信贷；二是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必须将中国和全球的金融发展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封闭和静态地看待国内的金融发展。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大金融”命题更加强调系统的思维、整体的视野、发展的观点和动态的实践，并致力于构建逻辑与事实一致、理论与实践相联结的一般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在我的研究中，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效率性和危机控制能力构成了我们分析现代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三大“基本支柱”，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则进一步实现了金融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接。
金融竞争力三大支柱
日报：“大金融”如何看待现代金融业的发展？
陈雨露：根据“大金融”命题，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体系内部必须是结构健全和功能稳定的，否则金融体系会通过自身的“溢出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二是金融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最终载体，任何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的金融模式都注定会以崩溃收场。
从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来看，以下三种金融模式具有典型的不可持续性：一是以16世纪西班牙为代表的“耗损型金融”，这种金融模式将大量资金投入政府购买或者社会消费，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二是以20世纪日本为代表的“依附性金融”，这种金融模式使得金融的发展长期沦为产业资本和行政力量的附庸，并最终在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链条中失去了活力；三是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导致的“泡沫化金融”，从早期的荷兰到后来的英美等国，这种金融模式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在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中得到确认。
上述三种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模型，相应地对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明确启示：一是金融要能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必须重视“积累”的作用，这也是金融实现跨期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途径，任何强大的金融基础都必须重视可持续性和社会再生产性；二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与原则，试图通过长期的行政干预和非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来发展金融，最终的结果是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低下和缺乏创新能力；三是金融发展必须走一个无泡沫化或者“微泡沫化”的道路，试图通过膨胀信用和吹大资产价格泡沫的做法，只会带来眼前暂时的繁荣假象，而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因此，遵循“大金融”的基本思路来发展金融，就是要按照《大金融论纲》中所阐述的三个基本原则，走一种可持续的、长期稳健的发展道路。
日报：“大金融”提出了一国金融竞争力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这三个方面如何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三大支柱？
陈雨露：“大金融”理论关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主要是以事实为依据，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重要经济体的长期历史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从经验事实来看，尽管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一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但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前两大因素是金融竞争力的两大基本支柱，而危机应对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一国的金融体系在何种程度上能重返效率性和稳定性。概括而言，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而危机控制能力则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三大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三大支柱”。
上述基于“三大支柱”的现代金融体系分析框架，主要是从金融体系的内部去审视影响一国金融体系发展变迁的基本要素。这一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金融体系自身状况的结构化图景。但要在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视角下去理解现代金融体系的运行和发展规律，还必须进一步将理论延伸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综合，后者即我们所定义的“大金融”体系。因此，从理论结构上看，本研究所定义的“大金融”总体分析框架，在逻辑上遵循先解构、后综合的理论构建过程，从中我们将看到从金融发展到实体经济再到政策反馈的一幅完整的理论图景。
“大金融”的现实意义
日报：对于美国而言，改变“泡沫化金融”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需要回归到“大金融”命题。你对“大金融”理论命题的全球意义怎么看？
陈雨露：“大金融”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球性命题，不仅适用于解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发展趋势（包括经验教训），同时也适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策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立竞争优势的金融体系框架。有鉴于此，我们在“大金融”命题的理论总纲之下，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并对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一研究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日报：在此次经济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政府鲜明地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原则，应该说这非常符合“大金融”命题。从中国构建“大金融”框架的角度出发，你认为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还需要推动哪些改革，最终完成“大金融”战略的构建？
陈雨露：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总体分析框架，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应从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开放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预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战略设计。
在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方面，应根据中国的“国家禀赋”特征，着力构建银行与金融市场动态均衡的金融体系结构，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来看，应根据金融发展立足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围绕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全面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从金融开放策略来看，应通过合理的“开放保护”和适度的国家控制确保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稳定，并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全面奠定中国经济崛起的货币金融基础；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应建立完善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并通过各种政策之间的合理协调和有效搭配，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在金融稳定监测和危机预警机制方面，应通过构建中国的“金融失衡指数”，及时发现各种潜在的失衡，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准确的信息基础。
通过这样一揽子全面的金融改革，既实现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和高效发展，同时又深化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从而可以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全面坚实的金融基础。
从“大金融”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日报：在《大金融论纲》的导论部分，你提到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缺陷，美元不受约束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加剧了金融失衡，这也是推动全球金融发展脱离“大金融”思想的重要本源。从“大金融”命题出发，你怎么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以及这其中中国的角色？
陈雨露：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基本统一，才能实现稳定持续的平衡。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全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了。随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赖以形成及运转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力量将对传统的经济势力发出挑战，而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虽然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为了继续获取储备货币发现的巨大利益，美国并不会主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而在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会产生外溢效应，使美国在刺激国内经济的同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摊其危机成本，从而最大程度地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获益。
在金融回归实体经济这个问题上，在经历了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撑”这一命题再次成为共识。事实上，最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制造业发展中出现的“再工业化”动向，就是回归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因此，金融去杠杆化和重新回归实体经济是危机后全球范围内一个总的、普遍的趋势。
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的“大金融”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受危机影响较小、金融体系比较稳定、实体经济依然具备优势的有利条件，通过构筑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和占据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全面重塑“新金融”和“新经济”双轮驱动的国家创新发展模式。
日报：目前包括G20等全球治理架构，核心目标即是推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也正在积极申请成为候任的G20主席国。“大金融”命题和全球层面的“大金融”架构，是否应是中国主动提出的一个议案？
陈雨露：G20是一个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话的非正式论坛，但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联盟”，既有美、欧传统大国，又有后起之秀的“金砖国家”，还囊括了一些亚非国家。据统计，G20成员占据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90%、世界贸易的80%以及世界人口的2/3，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G20携手重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
在当前的全球化格局中，G20地位的凸显是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法独力为经济危机纾困为背景的。全球经济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持续疲软，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增量份额。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在G20的全球治理框架下，中国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并保持主动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危机后世界各国正逐步向金融本位回归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占据有利时机，率先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大金融”战略框架，全面提升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和质量。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应积极以大金融命题,提出全球层面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系统主张，包括：（1）推动G20成为最高级别大金融对话的正式论坛；（2）推动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全球金融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防止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迅速再杠杆化,避免泡沫式金融危机反复发生；（3）实施全口径监管，将场外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全部纳入监管视野，以此为基础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4）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独大向多元制衡演化，逐步实现国际货币格局与经济格局的对称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通道；（5）关注非G20国家的利益，团结一切力量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大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编辑:李燕华)
作者：徐以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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