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会变成“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洲合众国），还是“United Europe of States”（众国团结的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看法。尤其关于新的欧洲一体化四部曲（银行业联盟、财政联盟、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后三部分的普遍共识更是远未达成。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布吕盖尔（Bruegel）经济研究所所长贡特拉姆·沃尔夫（Guntram Wolff）。布吕盖尔是欧洲知名智库，其构想经常对欧盟决策制定者有强大影响，现任董事会主席为欧洲央行前任行长特里谢。沃尔夫认为，银行业联盟在当下推进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正是因为其中已经涉及财政联盟甚至包括政治联盟中的元素，关于一体化所有的问题在当前阶段就已经全部出现了。
银行业联盟难在债务分担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评估目前欧洲的危机情况？一种新的说法是危机正在从经济向社会和政治蔓延。
沃尔夫：我偏向于债务危机还没有彻底结束。因为市场上的紧张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我们仍然没有实现增长，这是诸多关键问题之一，因为没有增长就意味着更难达到债务稳定。债务的不稳定、低增长又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目前欧元还算是不错地挺过了政治上的一些危机，比如在意大利以及最近的葡萄牙，但是局势仍然未稳。
日报：德国目前在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的路线图上是什么意见？
沃尔夫：德国已经同意银行业联盟的建立，并想以此来一定程度地规避财政联盟。但是德国也已经认识到，银行业联盟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些财政联盟的要素。其中，关于银行业联盟中的监管机制已经达成共识，但关于清算机制仍然争议巨大。因为银行清算机制中必然存在着财政联盟甚至政治联盟的一些因素。
所以，银行业联盟最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财政和政治上的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时下银行业联盟如此难以推进的原因，尤其困难的就是涉及到了财政上的债务共担问题。
日报：所以欧洲一体化四部曲（银行联盟、财政联盟、经济联盟、政治联盟），除了银行联盟有初步的共识之外，其他三部曲至今其实都没有共识？
沃尔夫：没有共识，尤其是政治上共识没有形成。但如果你希望有银行业联盟，那银行业联盟中就已经出现了政治联盟和财政联盟的维度。从这方面说，所有的问题在当前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多少权力要上交以实现银行清算机制？这些都属于政治和经济联盟中的事情。
日报：但是德国一方面对这些新机制的建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德国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抑制许多欧盟提出的计划，这种渐进主义有时被认为是欧元区复兴的障碍，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沃尔夫：德国的角色某种意义上算是个悖论。一方面，德国绝对已经算是欧洲的一股力量，而且同时也有意图保证欧元区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德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个角色应有的领导责任。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算德国什么都不做，都是其履行领导职能的一部分。事实是无论德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有着强烈的暗示意义。所以事实就是如此，德国是领导者，但德国目前还没有能够作为一个领导者来完全代表欧元区的意见。但另一方面，我还是对德国最终会支持欧元区以及欧盟这些充满历史意味的组织非常乐观。
欧洲央行新旧职能没有冲突
日报：根据达成共识的银行业监管机制，担任主要角色的欧洲央行会同时具备货币调控职能和银行业监管职能，两种职能之间是否会有冲突？
沃尔夫：这是一个德国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因为最终货币调控者必须获取关于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的信息，同时在做出货币决策时必须始终将金融系统稳定性考虑在内。所以如果觉得货币调控者在没有监管职能时就完全不监管，那只是种幻觉。
另一方面，一旦具备了银行业监管职能，货币调控部门可以掌握额外的工具，以此做出更清晰的货币决策，同时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日报：这样欧洲央行就会变得更像英格兰银行？
沃尔夫：是的。英格兰银行不仅被授权负责银行业监管，还负责宏观审慎政策，以支持金融系统稳定。这方面确实和欧洲央行非常相似，因为欧洲央行也正在领导宏观审慎政策，并即将成为监管者。
但是让我再一次强调一点：银行业监管并不意味着银行清算。一个普遍共识是银行清算不能由央行来完成，而是需要由不同的机构来负责。比如在美国，银行清算由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而不是美联储负责，在英国也不由英国央行负责。
所以，我们实际需要真正分开的不是货币调控和银行业监管职能，而是银行清算和银行业监管职能，同时银行清算也不能和货币调控混在一起，因为银行清算属于财政政策，需要和货币政策分开。
日报：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此前频繁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会不会有欧洲版本的量化宽松？
沃尔夫：但是他们目前正在考虑如何退出。英国当局已经开始朝着前瞻性货币政策（forward guidance）方向改变；伯南克一度试过想退出量化宽松，但是随后就发现市场状况不允许所以又改变了主意。但是这些货币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之上的。欧洲央行没有做过许多量化宽松，基本上，考虑到欧元区的实质是一个建立在银行基础上的金融中介系统，所以对应美英的量化宽松，欧元区在这方面的举措是向银行系统提高流动性供应。
日报：关于银行业联盟这些新框架，其可信度仍然取决于其权威性，否则貌似强大的超国家机制也不过是徒有其名。考虑到德法曾经突破过欧洲规定的预算赤字上限，这种权威性似乎不太让人乐观？
沃尔夫：银行业联盟中的单一监管机制（SSM），我想已经具备权威性了。根据规定，央行在欧元区执行的决定是具有约束效力的。也就是说，如果SSM决定某家银行在财政上不可行并且决定收回资质，这家银行第二天就没法开门营业。这是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样的权力现在已经移交给了SSM。
真正复杂的是关于单一解决机制（SRM）。争论主要集中在合法性以及政治层面。合法性方面是：当前的条约是否允许这种权力向欧洲层面的机构集中？如果SSM说某家银行需要重组，那么谁来拿主意？又由谁来实际操作？
德国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法理基础来支持这种权力集中。欧盟则声称当前的条约已经具备了采取此种措施的条件。同时还有关于政治的辩论：到底多少权力应该集中至欧盟，又有多少继续保留在成员国？
我的观点很清楚，如果真的想要银行清算机制，不可能在一个纯粹政府间组织的状态下完成。权力需要集中，并且要有有效多数表决机制。一些人质疑德国政府关于此的声明是出于政治利益考量的借口，但我认为德国政府确实有着严肃的考虑。这些顾虑必须被反复思考，因为如果我们要做银行清算机制，但连法理基础这第一关都通不过的话，那么在未来清算机制的主要部分还会出现巨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就要有坚实的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是人民币
日报：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据说有5000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目前有所回流欧洲市场。但随着市场广泛认为美元会迎来升值，是否会导致欧洲国际资本再次回流美国市场？
沃尔夫：曾经是有过这么一个阶段，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纷纷撤回其在欧洲各银行中的资本。但是这个趋势在当前见不到。如果危机再度爆发可能才会发生，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风险。但相比过去四年，我们无论是在经验还是机构建设上都更好地武装了起来，所以我现在比较少担心这个问题。
日报：那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沃尔夫：我最担心的还是政治和经济稳定，我同样担忧一些因决策错误而导致的偶发事故，比如塞浦路斯。这种决策失误在未来还是有可能发生。
日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08、2009年曾面临改革，但当前美元再度走强，货币体系改革很难实质性推动，欧洲对此什么态度？
沃尔夫：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是中国。如果中国更多开放其资本账户，并且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这会改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欧洲如果能够解决其内部问题，欧元也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货币。所谓货币体系改革都是因为有新的竞争货币出现在市场上，并且还在日益变得可靠和有价值。如果中国开放人民币并且经济保持稳定，当然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这么好还存在疑问，但是如果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和高增长，以及更多的资本账户自由，人民币会变得更重要，这将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
(编辑:李燕华)
作者：宋冰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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