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在“中国税事（一）”，笔者的结论是无论从最窄口径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均属于较高水平，同时税负还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虽然今年7月份本届政府已宣布暂免征收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并且政策并没有具体的期限。但在上回，笔者留了一个疑问，即仅仅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税率的调整等一些技术性手段，是否就能够实现庙堂内外降低税负的初衷呢？
这一点还要从中国的税种结构谈起。
以2012年的税收数据为例，当年各项税收合计10.06万亿元，这也是中国税收收入首次超过10万亿元大关，其中从占比来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依次为中国税收的五大税种，合计占比高达75%，如果再进一步细分的话，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合计比重为50%；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合计比重为25%。可能大家好奇，笔者为什么这样划分。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税收概念。
第一个就是从价税的概念。例如占中国税收一半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就都是从价税，即以课税对象的价值或价格形式为标准，按一定比例计算征收的各种税，另外像房产税、土地税等也都是从价税。从价税最大的特点就是税款与通胀（课税对象的价格）成正相关的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通货膨胀程度越高，相应税收的增长也越好。
实际上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基本上也呈现出通胀高的时候，税收增速也快，通胀水平低的时候，税收增速也相应低的规律。例如2007年中国的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均为5.9%，GDP平减指数（更广义的通胀指标）更是高达8.55%，当年税收的增速则高达31.06%，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增速最高的年份；而2009年中国进入短暂的通缩阶段（各类通胀指标为负增长），当年中国税收的增速则仅为9.77%，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增速唯一低于两位数的年份。
第二个概念则是税负转嫁，即纳税人将自己所缴纳的税款转移给他人负担的过程。通俗地讲就是，商品或者服务的售卖者通过提高售价等方式，将售卖商品和服务已缴纳的税款全部或者部分转嫁给最终购买者，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纳税人和税负最终承担者往往是分离的。而像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从价计征的税种基本都存在税负转嫁的问题，而从价计征、能够转嫁的这个税种在中国税收比重又很高，所以对于中国居民而言，宏观税负实际上与包括居民在内的微观经济层面关系更密切，相应对于居民而言，附加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上的税负要远远高于所得税的影响，此点可以说是中国税收与其他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差异之一。
在美国，所得税占其总税收的比重在40%左右，由于所得税是根据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来计征的，同时所得税也难以实现税负转嫁（通过税收筹划进行转移不在此讨论），因此，在美国，税率高低的调整很容易直接体现在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上，而受通胀等因素干扰不是很明显。
而在中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仅为25%，其中个人所得税比重6%，因此，税率的降低对于居民经济福利的改善不是很明显，远远不及伴随通胀水涨船高的税负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在上文提出的那个疑问：仅仅靠局部的技术性税收要素的调整，能否实现降低宏观税负的目标。答案显然是不行的。
从这个结论就带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目前政府推动的“营改增”的税收改革是否能够实现决策层“减税”的目的呢？补充解释一句，“营改增”税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打个比方，一个产品100元，生产者销售时已经缴纳了相应的税金，购买者再次销售时卖出150元，那么他买来的时候100元相应的税金可以抵减，购买者只需要对增值的50元计算缴纳相应的税金，涉及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
而按照上文的分析，虽然对于某些行业而言，由原来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可能会相应降低该行业的实际税负，但从总体而言对于宏观税负影响不大，而且从2011年该项改革启动以来的实际效果来看，2011年营业税总额为1.37万亿，占总税收的比重为15.24%，2012年营业税总额为1.57万亿，同比增速为15%，占总税收的比重升至15.65%。
因此，笔者觉得有关“营改增”实现降低税负的说法值得商榷，而且还要强调就当前中国的税收现状而言，仅仅靠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很难把20%~30%的宏观税负降下来，如果要真的降税负，恐怕还是要从包括税种设置、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等内容在内的税制结构入手，采取大动作，方能实现宏观税负的真正降低。但为什么自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国税收制度的调整一直是在技术层面的小动作呢？其中究竟还有哪些核心的矛盾是税改的阻力呢？
且听下回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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