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秦火火很火，网络都在疯传他被警察抓了，不过他这次来不及“辟谣”澄清，就已经坐实了这个传言。
日前，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秦火火和他的团队成为传谣第一案，而公安部门给媒体的通稿中给他们定性，这是“一个在网上蓄意造谣传谣、扰乱网络秩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
其实，在微博上混迹稍久的人，大抵是看过“秦火火”的系列账号及“作品”，在公安机关罗列的案例中，包括：铁道部已向在“7·23”动车事故中意大利遇难者茜茜协议赔偿3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接近两亿)、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李双江之子并非其亲生的……坦白说，这些微博笔者自己可能看到过，也并不太相信，大多数当成一个段子来转发，这是草根娱乐的一种方式—当然，段子的大肆传播对当事人和机构确实有伤害。
如今真相大白，我们需要反省自己当初一时冲动转发，客观上为谣言传播推波助澜的错误。不过，有一点也好奇，为什么这些受害人没有主动提起民事诉讼，追究名誉损害，而是由公安机关介入。即便是诽谤罪，一般也是不告不理。即便主动介入，也必须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现在一些谣言只表达了对某些人的恶意（比如李双江的例子）就要动用国家机器，这么说明也需要理性看待这次打击造谣的专项行动，因为对于谣言的定义权并不在公众手中，很多时候掌握于国家机器，而他们也是可能犯错的。甚至，国家机器本身也可能成为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历史上这样的案子并不少，刘邦在与项羽打仗的时候，公开项羽十大罪，其中说项羽挖掘秦始皇陵墓盗宝—从古至今这都被视为下三滥的做法—借以打击楚军的士气，但史学家考据并无其事。后来，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动用了各种谣言。洪秀全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清军也针锋相对地传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这种事情也不止于中国，外国也有：1939~1940年冬天，德国充分利用了英军远离法比边界前线的事实，散发了大量色情传单—也就是谣言，描绘酗酒的英国军人在平静的生活中引诱法国士兵的妻女，背面配以挑拨性的文字：“当你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英国人正在与你们的妻子干这个！”后来美国也也用这招对付美国人，手段就是散发一系列“色情明信片和信封”，这些明信片和信封非常的淫秽，主要目的是激起德国军民反战、反希特勒情绪。据说还有谣言描绘希特勒是同性恋、变态狂以及性无能—这让希特勒有苦难言，因为这是最难自证清白的。
从历史的视角回到当下，我们也注意到政府的不当作为也会导致谣言。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日前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就提到，“2003年，非典疫情出现后，政府的瞒报行为、信息的不透明是疫情快速蔓延、谣言滋生、政府公信力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还有重庆市政府部门官方微博发出关于王立军的“休假式治疗”的信息，严重违背事实真相，也可以认定是一种“谣言”；还有好几例政府网站发布官员视察工作的“悬浮照”，也是明显误导了群众的“谣言”。
所以，谣言并不止发生于个人或公司，而且，谣言的作用和后果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因为谣言自古有之，秦末农民在大泽乡起义时就是先用“谣言”造势：“大楚兴，陈胜王”，陈胜、吴广还假托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部属收揽人心，这不也是“传谣”？《史记》里说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不都是造谣？武承嗣还找过白色的石头，在上面凿了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献给武则天助其称帝，这也是谣言。
古代社会如此，当代例子也不少。2个月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其中称“去年1月至今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但有报道却将此写成“微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该媒体官方微博还发布此信息，最后经网民投诉后微博管理员将其认定为“谣言”。
虽然笔者也很痛恨网络谣言，对于被秦火火们造谣中伤的名人、机构也颇有同情之意，但是也想提醒一下：谣言不完全是对当事人构成伤害，也可能有好处，甚至是妙用。
早年网络流传一份高干子弟名录，其中有一个信息是某汪姓部长被标为“汪道涵儿子”。汪道涵先生曾因独特的人格品质与时代贡献广受尊敬，也因成功举荐第三代领导人而瞻云就日，各界自然攀护“公子部长”。但真相却很遗憾，两人并非亲属关系。数年后汪部长卸任，他在同济大学的私密校友会上首次开口：以前没有澄清这个传闻，是因为它对自己从来不是坏事。
再如个别实名举报人身上也会笼罩一些被特别保护的信息，防止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媒体人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的事件中，当时有一个消息称为“奉旨举报”，它称罗是奉了老板的“老板”的意思而公开举报，进而助力中纪委查处。罗昌平后来承认一直未做回应，就是因为它对自己从来不是坏事，甚至可能迷惑了那些伺机介入但又举棋不定的权力。
这种“虚张声势”的谣言，在举报人保护机制不健全时起到特殊作用，也不能说谣言就一无是处，甚至罪大恶极。
实际上，对于谣言，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公开透明，及时澄清它就好了。
有一个例子可以借鉴，晚清的时候一直谣传慈禧太后和大太监安德海私通，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站出来说“我们没有”。但是，也可以寻找到机会。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慈禧要派安德海出京赴南方采办服饰，由于此人权势熏天，历来作威作福，所以所到地方都是一片巴结声，但是他到了山东就遇到克星，山东巡抚丁宝桢迅速抓捕安德海，因为清朝规定太监不得私自出宫，所以在密报慈安太后之后将安德海斩杀，并且剥光暴尸三日，一时间大快人心。问题在于，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也是她授意安德海出宫，丁宝桢敢杀安德海岂非得罪慈禧？
事实上，睚眦必报的慈禧并未报复丁宝桢，还对他大加赞赏，几年后更是升他为四川总督。为什么？因为丁宝桢不仅杀了安德海，还用羞辱的办法暴尸，安德海被剥光后，围观的群众也发现，他真是太监阉货，这样是没法和太后私通的—于是，关于慈禧太后私通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看吧，辟谣还是需要技巧的。
（作者：禅宗七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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