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们对于简化银行资本偿付能力的衡量标准怀有很大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危险的。放弃基于风险的衡量标准而使用简化标准，可能会让金融体系变得更不安全，同时阻碍信贷流入实体经济。
以所谓的“杠杆率”(leverage ratio)为例，其主要卖点是简单。这一标准没有对资产进行风险加权。它衡量的是银行资本直接与会计定义的资产的比率。然而，这意味着有担保、风险非常低的资产，与在无担保情况下贷给高风险借款者的资金被完全同等对待。因此，杠杆率无法用作偿付能力的一种真正衡量标准，因为它没有告诉你任何有关资产特点的东西。
而且，在确定银行应持有多少资本时，将风险资产和安全资产同等对待所产生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银行将舍弃那些收益率低的安全资产（因为它们必须针对这些资产拨备太多资金），并关注于风险较高的产品和收益率更高的领域。
我敢说，一个将杠杆率用作主要衡量标准的监管框架，将让银行以及整个银行体系更容易遭遇危机。另外，如此使用杠杆率，将抑制抵押贷款和贸易融资的供应。这将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
监管机构可以将杠杆率用作一种有用的辅助和复核工具。这样的话，它只会偶尔直接发挥作用，但它的存在将让人们关注银行的相对杠杆率以及不同时间杠杆率的变化。
当我向那些支持更严格杠杆率的人士提出这些观点时，对方迅速转而谈论风险加权的缺点。在银行使用自己的模型，同时这些模型如此不透明而且得出的结果五花八门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相信银行？这种担心增强了人们对于杠杆率的热情，并使得一些人提倡向所谓的“标准化方法”回归。
根据这种方法，不存在任何复杂的模型——只有所有银行都必须遵照的针对不同资产类别的标准化风险加权。根据这种方法，不同银行看上去就具有可比性了，但这完全是假象。不同银行风险状况的巨大差异被极为粗略的假设掩盖了。与杠杆率一样，它假设贷给初创企业的贷款与贷给知名跨国企业的贷款风险一样，完全不考虑担保情况。实际上，使用标准化方法就相当于使用一种我们明知错误的差劲模型。
标准化方法和杠杆率有两个共同特点。首先，它们将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但如果简单化对现实进行了危险的扭曲和模糊，那么我们应抗拒这种简单化的吸引力。其次，它们缩窄了风险资产与安全资产监管方式之间的差异，给银行创造了经营风险更高的资产组合的强大扭曲性激励。
我们应着重致力于让风险加权更好地发挥作用。不同的机构给予表面上类似的资产以不同的风险加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信誉差距。
银行模型结果之间的差异中有些是好的，它们反映出不同银行内在风险及各自风险管理策略有效性的真正差异。但有些差异是不好的。它们是银行所用计算方法、数据集合或技术定义的不合理差异造成的。还有一些差异源自不同监管机构使用的不同衡量标准，其中一些标准是合理的，还有一些则相当武断。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银行和监管者有可能消除多数不好的差异；银行业正在实行的加强信息披露的规定，将令投资者和监管者得以审视余下差异。
我们还应借此机会解决风险加权长期存在的某些缺陷。这些银行内部模型的结构以及很多重要衡量标准由监管机构强制规定。实际上，所有的模型和所有的重大改变都由监管机构批准。但该框架的一些关键部分已是20多年的老古董。这些模型没有很好地捕捉尾部风险、有效处理低贝塔资产组合或纳入多样化的好处。其背后的数学方法已过时。尽管预测未来的模型都不完美，但我们肯定能让它们变得更完善。
我相信，要想找到促进银行偿付能力的稳健方法，改善风险加权肯定是核心，而且我们能修复风险加权的多数重大缺陷。然而，我从不主张，这应是唯一的工具。杠杆率提供了不错的补充。压力测试也能显示出潜在的盲点或相关风险。在确保我们不会过多地受到模型的驱使方面，调查银行监督层、质询董事会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尽管稳健的、基于风险的资本偿付能力衡量标准至关重要，但我们不应过于依赖任何一种工具。（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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