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上海自贸区应该做减法

　　谁对上海自贸区最感冒？

　　本该在7月末推出的自贸区细则仍在等待之中，但国内媒体和本地民众关心不少，不时遇到热心的听众就此发问，股市也趁势热炒自贸区概念股，甚至上海方面也高调推出“42条”实施意见，落实国务院“金十条”口号之下，目的在于结合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要求，争取“使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有关部署在上海最先落地”。

　　不过，上海自贸区刚刚获国务院正式批准的那天，我接到的第一个与此有关的电话来自房产中介。他向我推销浦东最东南的临港新城的某楼盘，据说离在建地铁16号线有2个多小时公交距离，售价12000元，产权40年，“超划算的，你知道自贸区么，刚刚通过了。”

　　自贸区未动，房地产先行，这个小插曲也符合国情惯例，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那难免令人遗憾。回头来看，自贸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字面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按照国际海关理事会《京都公约》的定义，自由贸易实验区“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

　　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增长下行中的经济棋局而言，自贸区显然是市场期待的李克强经济学迈出的实质性一步，甚至有人将其比拟为深圳特区的创立。

　　官方表态自贸区立意在于开放，“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的开放举措”，而且明确表示其意义并不止步于上海，中央期待自贸区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特区曾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经验，一穷二白起步的开放经历之中，以“三资”企业为主的特区模式带来了FDI（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市场，更重要的是，也带来了法治环境的破土以及成长，换而言之，特区某种意义上在一张空白纸上营造了中国的营商环境。三十年过去了，当中国市场经济的初具形貌，特区或自贸区类似模式还能重复当年的奇迹么？魔鬼存在于执行之中，如果过去的特区需要的是做加法，在空白中创造出市场环境，如今的自贸区可能更多要做减法，褪去加诸市场之上诸多束缚。

　　换而言之，如果说自贸区要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积极模板，我觉得最为有利的方向是重塑地方政府职责，从一个强势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从目前上海“42条”来看，其措施分为对接、政策完善、改革创新三类，某些简政放权意图显然已经存在，但是相关机制设计仍旧有待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与自贸区同时出台的，还有草案表示试验区暂定四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这些法律条文在自贸区内被暂停执行，也令人思量其在自贸区之外的正面效果。

　　或许，对于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而言，发展不再需要政府冲在第一线，只需要把最好的企业聚集起来、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督促他们遵守公平自由竞争规则、然后做好政府应该做好的服务，就足够了。换言之，政府可以从运动员的身份后退，做好裁判即可。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应该再重复30年来招商引资的老路，而应该在制度创新、市场环境建设等层面上展开。

　　对于上海而言，最近的新闻除了自贸区，还有就是离任十年的前总理朱镕基新著《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上海书展的热门推出。朱镕基1987年开始担任上海市长，当时也被不少人认为上海最困难的时期，营商环境比起南方也落后不少，最为流行的新闻就是一个合资企业需要盖126个图章，涉及多个部门，而朱镕基的方案是“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这不仅使得他赢得“朱一敲”的外号，更为上海赢得了外资的青睐。

　　或许，这个时间点上的巧合能够提供更多启发。上海自贸区建立背后曲折不少，离不开李克强的力挺，上海市长杨雄曾经透露，李克强今年在上海调研期间，曾经三问上海主要领导：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答案不言而喻。（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