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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中国已经至少被提出20年有余的时间，却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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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减赤”过程漫长
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不到十年后又爆发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世界边缘国家转向中心国家。次贷危机的特点也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相同，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是在生产过剩背景下爆发的危机，但此次危机却是在生产不足背景下爆发的危机，或者说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黑字”过大所发生的危机，而今天的危机却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赤字”过大所发生的危机，正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的赤字性不平衡，才引起贸易收支、财政收支、资产负债表等一系列价值形态的不平衡。
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低的成本生产实物产品，就使发达国家希望纠正实物收支不平衡，从而走出危机的道路，相比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艰难与漫长，并且也导致传统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大多失效，沿用传统办法只会加大生产不足矛盾，加大国际收支赤字。
随着中国重工业产品生产与出口能力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也会出现萎缩，实物收支赤字还有更加扩大的倾向，从而使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不是在消弭，反而会扩大。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首次突破百万辆，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也正在从资源类产业，转向发达国家的重工生产能力。
由于实物产品收支长期难以取得平衡，财政赤字扩张能力也已耗尽，反而必须走向“减赤”过程，这就迫使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实物收支赤字，只能依靠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维持贸易逆差。同时为了摆脱金融市场危机与经济危机，利率也只能长期保持在极低水平，在这样的前景下，必然会导致更大的资产泡沫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国际货币关系的紊乱，从而在未来酝酿出一波又一波更加严重的世界性金融与货币危机。在这样的长期背景下，中国如果迈出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经济很可能是未受其惠，先受其害。
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欧元与日元，其国际地位的确在金融危机中被严重削弱。而中国随着经济规模走向世界顶峰，人民币也必然会逐步替代美元的地位，成为世界核心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从美元与英镑的交替看，美国是在1892年工业规模超过英国，一战前GDP规模超过英国，但是直到二战后美元才接替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其间经历几十年时间。中国工业规模2009年超过美国，GDP规模可能在2016年左右超过美国。从历史经验看，人民币接替美元的国际地位，可能至少要到2030年以后。
由于在生产不足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态，迫使发达国家更加依赖货币发行来维持贸易平衡，所以至少在未来10至15年内，人民币由于国际化形成对美元的挑战，将不仅是在挑战美元的地位，也是在挑战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地位，这就会使人民币以及中国成为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敌人，从而陷入国际战略被动。反之，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较慢，发达国家为了争夺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输出，为争夺货币霸权的斗争就会更激烈。如果发达国家之间陷入激烈争斗，中国的地位就会更加主动和超然，有利于谋取更多国际利益。
城市化面临巨额资金需求
在未来一个时期加快中国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将使中国获得巨大利益。首先，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略是城市化，但城市化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根据测算，新世纪以来，中国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投资超过50万元，而根据有关方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社保资金需求测算，人均也需要10万元。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5%，按届时中国人口14.5亿计算，未来20年有8亿农民进城，相应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将高达400至500万亿元。在初始阶段，如果不解决庞大的启动资金来源，城市化战略就很难落到实处。反之，启动资金越多、越雄厚，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就越快，而国际经济大格局的变换，正在形成促使国际资本大规模向中国流动的条件。
过去20年，中国用对外开放成功地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问题。而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国外农村人口工业化与城市化本来是同一个过程，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与政策，却硬性地分开了这两个过程，由此导致经济大结构的严重扭曲。这种结构扭曲虽然加快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过程，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城市化欠账，其严重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由于存在着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而造成内需严重不足，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而要使中国经济的大结构转入正常，还得依赖大规模资金投入才能补上城市化的欠账。
次贷危机以来，美日欧等国家都已经走入“无限量版QE”境地，由于其经济可能长期走不出这场危机，因此所投放的货币以及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在国内停留。而流出的方向，首选地应该是中国，因为在未来20年，只有中国在城市化内需强烈拉动下，才有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发达国家目前每年的广义货币投放速度都在3万亿美元，上百万亿美元的存量资本很可能大规模流向中国，如果中国能争取到10万亿美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城市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需求。
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国际化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和法律环境也不完善，因此目前在国内还没有能够容纳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池，从而有可能丧失这个宝贵的国际机遇，这就突出了加快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步伐的要求。
另一方面，庞大的国际资本为了逃避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也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即使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其中一部分资本依然还会进入中国。由于这些国际资本向中国渗透的渠道不透明，这也大幅提高了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也严重干扰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果。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大约有一半的新增外汇储备，不能用正常流入渠道来解释。显而易见，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大量国际资本要求流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越慢，监管资本流动与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就越会增加。
再者，由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资源需求高度依赖海外。而随着传统工业化资源的逐渐稀缺，加上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使国际资源价格不断大幅上涨。新世纪以来，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从19%提升到35%，平均每年提升1个多百分点，在这一背景下，资源进口可能成为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的主要推力，而资本市场的开放，正是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来平衡国际收支的有效手段。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在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两难困境”，但久拖不决显然不是办法，因为矛盾并不会随着时间拉长而消失，反而会增加，真正会消失的是重要的国际机遇，那么就需要寻找新的道路来摆脱这种战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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