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来说，在全球形势正常时，把新兴市场投资作为谋取额外利润的资产多元化配置场所；在发达国家陷入危机时，把其作为对冲风险的好地方；在欧美恢复生机时，往往会迅速离开其股市。
近期，以印度和印尼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遇到了诸多问题，如资金外逃、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由此，国内外很多人开始恐慌于新一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
可以看到，由于美联储的政策态度逐渐明确，即在经济状况改善的前提下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量化宽松（QE）规模，因此近期对新兴市场股市的冲击再次凸显，其股票和货币都遭遇新一轮抛售压力。
正是由美国QE引发的这场新兴市场危机，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其内部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足。本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的增速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但是较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转变成股票回报。正如高盛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长期来看新兴市场GDP增长与股票回报之间存在强烈负相关。如今，在金砖国家的高增长辉煌不再，诸多新兴经济体陷入滞胀之际，其股市也必然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而表现欠佳。
从根本上看，新兴市场普遍具有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新兴市场的总体经常账户盈余集中在中国和石油出口国，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结构矛盾突出，经常账户赤字较大，长期靠资本流入来维持平衡。同时，新兴市场产业结构中的资源特性较强，对外依存度较高，更易受到美元波动的冲击。还有，高增长掩盖了新兴经济体的某些制度缺陷，如印尼、印度和俄罗斯都面临着体制和治理挑战。而作为长期增长的基础，新兴市场在人力资本和普及教育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巴西、印度和印尼。
虽然新兴经济体存在很多问题，但近些年来，全球投资者实际上将其视为对发达世界增长的杠杆式押注，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往往比西方同类公司增长要快，能够追逐高成长与高回报。而且与产业机会相对固化的发达经济体不同，新兴市场总是能在变化相对剧烈的产业结构中，找出许多值得发掘的“题材与故事”。
反过来，在外部资金的刺激下，许多新兴市场企业更陷入对短期业绩的追逐，而忽视生产效率、要素质量和长期回报率，加上新兴市场股市在应对股价操纵、内幕交易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助长了股市中的“赌博”心态。可以看到，在实践中，投机者和追涨杀跌者通常占多数新兴市场股市的多数，由此造成股价往往大起大落。
对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来说，在全球形势正常时，把新兴市场投资作为谋取额外利润的资产多元化配置场所；在发达国家陷入危机时，把其作为对冲风险的好地方；在欧美恢复生机时，往往会迅速离开其股市。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新兴市场股市更像是全球投资者的“提款机”。
换句话说，在一国基本面存在仍未解决的顽疾之时，其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是有助于解决矛盾，还是助推已有困境，还值得商榷。而在此背景下，一国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股市，能够给其带来怎样的利弊，更值得深思。
正是由于多数新兴市场存在经济结构、规则方面的问题，并且微观企业的持续内生增长能力有限，所以使其更受短期资金而非长期资金的青睐。长期以来，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在全球失衡条件下的互补增长，使双方都获益匪浅，但同时也使新兴市场发展的被动性增强，其股市波动只是一个缩影。所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新兴市场来说，是时候忘记过去的成就和摒弃虚假繁荣，更注意练好“内功”，摆脱热钱“乐园”的尴尬地位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始终是刻在亚洲人心中的一道伤痕。虽然由于特殊的经济金融体制，中国并没有陷于危机的痛苦，但同样遭受了较大的外部冲击。同时，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身上，通过对危机动因的观察，我们也找到了很多自身的影子。问题是：现在我们能否真正吸取教训，避免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机？
需要注意的一方面，是对于国际“热钱”的冲击，如何从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予以应对？对亚洲金融危机，最得到公认的就是把国际游资作为罪魁祸首。目前，我们面临的是极度不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短期资本的聚集。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融合，由于新兴经济体往往有套利空间，且有很多投机领域，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都有进入获利的强烈冲动。有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各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投机性游资必然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能否建立起社会利益均衡机制，防止体制风险伴随金融的共同冲击？脆弱的金融体系，加上潜在的政治危机，往往会给一国带来噩梦般的境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影响较大的泰国、印尼，其政治风险对危机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而遭受影响较小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政治稳定则为其抵御冲击提供了定心丸。对于处在“中年彷徨”的新兴国家社会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内生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