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柯
9月12日，第十二届全运会在辽宁闭幕。
从8月31日到9月12日的13天里，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体育竞技比赛，而是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大集锦：9月1日的自行车女子山地越野赛，金牌得主任成远的参赛资格遭受空前质疑；9月2日，在公开水域比赛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中，一名天津队选手和一名江苏队选手水中互殴；9月3日的女子橄榄球赛场上，北京队不满判罚公然罢赛，最终比分是令人咂舌的0：71；9月4日，中国花游“姐妹花”蒋文文/蒋婷婷因不满裁判打分而拒绝出场领奖；9月5日，全运会男足甲组比赛最后一轮，辽宁、上海印证传言打成2：2平，最终两队同积5分携手出线；高尔夫赛场上，广东人胡牧代表辽宁男队比赛，北京人窦泽成也投奔东道主辽宁队……
乱象频仍，究其根本，无外乎一个“利”字。号称“节俭全运”的各地方体育局，在设置奖金方面却一点都不“节俭”：辽宁代表团悬赏全运冠军50万元；海南代表团悬赏夺冠选手和冠军教练各50万元；上届全运会金牌榜第一的山东代表团的冠军奖金为35万元，另外奉上一套120平米的房子；上海代表团为足球夺冠开出了每人50万元的奖金……
50万元是什么概念？恰好是国家体育总局为2012年伦敦奥运冠军开出的奖励标准。如果算上房子之类的“实物奖”，全运会冠军的奖金表面上追平实际上却远超奥运会冠军的奖金数额。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夺冠难度低于奥运会而夺冠奖金却高于奥运会，不合理的规则设计导致全运会最终演变为金运会：不顾运动员身体周期和伤病情况甚至将一些业已退役的老将拉回来博一记、打着交流的旗号实际上等于花钱买金牌、安排好裁判乃至直接将金牌内定、不计后果举债投入场馆设施企图拉动当地GDP数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伦敦奥运首金得主易思玲在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赛事中资格赛即遭淘汰，北京奥运冠军仲满无缘男子佩剑个人赛四强，中国体坛奥运“多金王”邹凯在自己的强项自由体操上无缘决赛，羽毛球男单世界第二的谌龙和女单名将王仪涵、王适娴相继爆冷出局……盲目乐观者通过这些现象看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我等不那么乐观的人则不禁要问：这些刚刚经历过奥运会的名将，为什么不能得到彻底的休整，而必须在自己运动周期的非高峰阶段打着封闭出场？
毫无疑问，除了个人能有丰厚的钱途，他们的表现将为地方体育部门的行政管理者加分，而在金牌战略和举国体制的环境里，这样的加分即便不是雪中送炭，至少也是锦上添花—四年一次的全运会，实际上是地方体育管理者的一次“高考”。
地方体育管理者还有交流的政策空子可以钻。十运会上，巴特尔代表北京队参赛；十一运会上，巴特尔代表山东队参赛；十二运会上，巴特尔代表辽宁队参赛。高尔夫赛场上，胡牧是广东人，但他代表辽宁男队出战；窦泽成是北京人，同样投奔了东道主。从1997年全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允许各省市体育局之间进行运动员交流，而现在部分交流已经异化为交易。从A地交流到B地的运动员，如果在全运会上取得成绩，B地将给予A地补偿，具体补偿标准从冠军、亚军、季军到每一个全运积分，都有明确的市场价格。
种种异象，爆发于十二运会，却始自更早的因子。1959年创办之初的全运会有着明确的目标与责任，经过54年的发酵，全运会已生裂变。全运会的变迁轨迹用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句话可喻：当改革开始之后，旧制度剩下的部分就更让人难以忍受。
作者：叶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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