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施祖麟在研讨会上表示，如果是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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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城市化”本质是“盲目城市化”
2011年，中国的名义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但清华新型城镇化联盟执行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表示，中国在“造城运动”中，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不加选择地照搬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体系之上的西方现代城市发展模式，忽视了文明自身的价值认同性；二是沿袭、留恋甚至沉醉于基于传统农耕文明体系上的固有组织习惯和管理范式，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演进必然带来的一系列的创新改变（如户籍管理制度）。
周榕指出，中国以往城市化的进程可以归结为三大模式：自然发展模式、开发区模式、房地产模式。这三大不良城市发展模式的最大危害，不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城市区域的割裂、高房价和社会矛盾，而是极大损害了城市能动性创造价值的能力。
“使本应高度结构化的城市智慧系统分解为彼此无关的被动化的低水平配置的空间单元，极大地拉低了城市的系统价值。”周榕将目前的城市比喻为被分解为一堆“牛肉”。他说，“在以往，就是一种卖血卖肉的模式，并不能为城市带来更大的价值。而如果把城市当成一头有着能动性活牛，城市就会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动态发展的智慧生态系统。”
“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过分强调城市的功能分区，建设工作区、居住区—睡城。”生态人类联合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席、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寇有观介绍，目前全国有100多个城市在建设国际城市，400多个城市在建设新城，还有200多个城市在试点智慧城市。
“非常需要淡化城市功能分区。”寇有观说，应以产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为重点，积极引导混合用地；新增城市用地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强调土地的混合利用，综合开发，创造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寇有观认为，建设智能生态城市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尤其是水流和气流的规律，不要改变水系格局，变动气流导向，以免加剧洪涝、干旱危害和空气污染。
研讨会上，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津逵公布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数据。
数据显示，1840年~1895年，中国城市化率50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到1949年，只有10%；到1960年为20%，每年一个百分点；1980年、1999年、2000年、2010年分别达到20%、30%、36%和48%；2012年为52%。李津逵认为，我国未来城市化大潮的强度将逐渐递减。
“城市化”难在“乡村现代化”
“中国城市化难在乡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第二研究室主任郑有贵指出，中国城镇化滞后缘于农民进不了、进不起城。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以及农产品统销和供应票证制度，让农民进不了城。而改革开放后，又由于城乡收入差距（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1），加上农民进城的土地权益保障没有破题，导致农民进不起城。
“不是意愿的问题，而是体制、制度背后的权益问题。”郑有贵说，城镇化不仅要兴产业，还要保权益。不能以城镇化为由，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应允许农民“带地进城”，让农民进城保留承包权，以股权的形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或在土地产权市场上流转承包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亿人和3.9亿人。但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着成本、制度、能力等六大障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介绍，根据社科院测算结果，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生活水平低，仅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049元，只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8.8%；外出农民工独立租房或自购住房的比重约为15%，绝大多数人居住在雇主或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工棚、生产经营场所或与他人合租住房；农民工人均月消费支出约为700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的55.4%。
“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但是，目前外形的城镇化多于内在的城镇化。”清华新型城镇化联盟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城市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范红认为，“对于进城农民来说，理想的城镇化最起码宜居、宜业。”
但范红在调研了国内30多个大小城市后发现，按《经济学家》评定全球宜居城市的标准，在治安、医疗、教育、公共设施建设、文化与环境等五个指标中，除了治安和公共设施建设，中国多数城市的其他三项指标都不合格。
多数城市在气候环境、公共交通、建筑质量、接触自然性、环保、包容度、城市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编辑:王艺)
作者：章轲 邵海鹏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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