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冠
实习记者 黄齐 北京报道
“预计目前的地方债规模将突破20万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煜辉称，同时引述某银监会人士的说法，指出在银监会近期进行的地方债摸底考察中，初步统计表内信贷的规模约为9.7-9.8万亿，来自通道业务的规模约为13-14万亿，地方政府BT代建的规模约为6-7万亿，保守估计总量突破20万亿。
刘煜辉是在9月16日举行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讨会上透露上述数据的。据了解，目前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模式是通过政府成立的各种融资平台向金融部门借款或向社会发行企业公司债或项目债。根据审计署今年两会期间的表述，地方债规模大约在15万亿到18万亿之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会上表示，地方政府若要获得发债权利，并且权利要受到社会力量的约束，必须建立相应的体制。从而改变地方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监督约束。
当日，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与中债资信评估公司表示将合作进行地方政府主体及相关债项评级。
原有模式难以为继？
在多位与会嘉宾看来，“以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融资模式已被实践证明难以为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长效机制。
但随着地方债急剧上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资金和回收资金期限不匹配等问题凸显，地方债存在不少问题。中债资信梳理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指出目前地方债务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部分地区高速公路和取消收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偿债压力较大。
一些地方通过信托、融资租赁、BT和违规集资等变相融资现象突出。审计署2011年至2012年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通过上述方式变相融资合计20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
此外，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缺乏监管。2011年以来，61家转为“退出类平台”的公司中有55家未完全剥离原有政府性债务或继续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融资任务，且有1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2179.29亿元，脱离了债务监管。
然而，审计署的四级债务审计仅仅只能摸清家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的建立。
毋庸赘言，正如交易商协会党委书记谢多所言，发展市政债促进地方政府建立正向激励约束机制，受到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市场化定价等市场化约束，是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酝酿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今年7月份，财政部就宣布，将积极创造条件使地方政府未来在自行发债过程中逐步推进建立信用评级制度。也有消息称，近期监管层正在研究探讨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未来有望逐步推广。而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的建立，将为未来市政债的市场化奠定基础。
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与中债资信评估公司签署了中国地方政府评级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的大致分工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将定期开展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及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基础评价指标评估工作，中债资信在参考其工作成果出具地方政府主体及相关债项评级结果。
中债资信评级总监钟用演示说明，目前国际上针对地方政府的评级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根据项目的现金流和项目类型确定历史违约率判断项目风险；二是针对地方政府主体，在综合评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经济状况、政府间行政关系后经过加权得出地方政府的信用级别。
钟用认为，因为缺乏中国地方政府的历史违约数据，上述两种方法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地方政府评级工作；另一方面，国际评级公司积累的违约数据背后代表的经济含义和违约机制也与中国不同。
因此，当日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主体信用评级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显示，社科院与中债资信最终通过设定违约率水平后根据期权思想推出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并以2003年-2005年的地区不良率为地方政府风险水平的代理变量寻找地方政府信用水平的解释变量，形成新的替代方式对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形成约束和进行债务评估。
作者：王冠 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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