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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张曙光的主动招供，绝大多数公众根本无从至少中国科学家最高学术称号的评选，竟然纠缠着令人惊骇的权力和利益角逐。张曙光不过是利用手中职权实践“官而优则士”又一典型案例。
原铁道部部长的“贪腐小伙伴”张曙光正在接受审判。
这个中国高铁技术的头号权威有着令人战栗的另一面：老婆孩子都在美国，属于裸官，为包养情妇大肆收受贿赂，并在受审中自称“人品很差”。
围绕着张曙光，“人品很差”的同伙不少，并最终波及德高望重的两院院士。
9月10日，张曙光案在北京二中院开庭时，他在庭上称索贿2300万系因参评院士“需要花钱”。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张曙光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28个增选初步候选人之一，专业为铁道车辆。2009年，张曙光再次出现在了候选人名单中。
媒体披露，张曙光第一次被推荐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时，时任部长刘志军曾在铁道部系统内说，集全系统之力，张曙光势在必得。
随后，围绕2007年张曙光出版的专著《高速列车技术》，更多黑幕被逐步曝光。除被发现存在大段抄袭的嫌疑外，张曙光有没有参与写作也成为焦点。
据了解，编写工作前后耗时1个月，吃住都在酒店，费用数十万元。费用由铁道部进口高速动车组的一家代理公司支付。
显然，这些花销相较于张曙光公认的2300万相去甚远。因此，公众持续的追问不绝于耳：这些钱都花在哪了？谁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
中科院学部工作局9月11日发出声明，表示在张曙光参选过程中，中科院未曾收到与张“花钱参评”相关的投诉。在此次有关方面的司法调查中，如查实哪位院士有受贿等违法行为，除其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中科院将按照院士章程的规定和程序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面对这样的回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张曙光的主动招供，绝大多数公众根本无从至少中国科学家最高学术称号的评选，竟然纠缠着令人惊骇的权力和利益角逐。
幸运的是，张曙光两次竞选都以失败而告终，2009年仅仅少了一票。而这关键的一票为中国科学界最高荣誉殿堂保留了最后的“底裤”。有必要为那些坚持评选原则和基本学术操守的院士致敬。
但随之引发的对当下两院院士评选规则程序的质疑却持续升温。
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候选人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推荐，一是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候选人要获得3名或3名以上院士推荐，方为有效候选人；二是全国国内各有关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协所属一级学会，也可以推荐候选人。
随后，各学部常委会组织召开本学部评审会议，对初步候选人逐一进行评审。全体与会院士进行无记名投票，按得票数多少为序，产生本学部正式候选人。最后，由学部常委会组织本学部院士，对本学部的正式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选票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成票数的多少为序依次入选，成为新科院士。
显然，前两步是存在巨大认为操作空间的，如果再有利益输送、权力干预，往往会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2012年落马的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为了能评上院士，展开了大量公关，据媒体披露：“陈明宪有一次邀请30名院士到湖南游玩，吃住都在华雅国际大酒店，耗资以百万元计。”
张曙光不过是利用手中职权实践“官而优则士”又一典型案例。而此类事件频发，与两院行政化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在没有真正意义的学术独立、社会监督保障下，很难保障整个评选过程不受到外部力量尤其是权力左右。加上初选过程中往往是特定小圈子的死循环，近亲繁殖、师生帮衬、门阀林立的现象难以杜绝，终沦为学术腐败的温床。
其中，学术造假也顺势而生。现任"两院"院士年龄主要集中在70-89岁之间。在70-79岁之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占到了四成以上，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平均年龄就高达74.3岁。中国工程院目前最年轻的院士邓中翰今年45岁。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共识，任何一个科学家，峰值年龄在38岁左右。
这形成一个悖论：占据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的院士往往已过从事研究创新的最佳年龄，而年轻人在论资排辈中迟迟不能出头，于是，不少国家级课题出现院士拿项目不参与、只挂名的怪现状，并对有才干的年轻科技人才产生了严重挤出效应，这也就可以理解北大、清华基础学科的毕业生这些年为何保持无比惊人的出国留学率。
在此情况下，铁道部官员张曙光不惜重金进行学术造假也就有了巨大的现实空间。
避免如此斯文扫地、危及科学精神、透支政府公信力的丑闻再度上演，短期内有赖于改革现行评选制度，取消个人申报制度，实行院士实名推介推介制度，实现全程阳光化、透明化，并接受社会监督。
长远来看，当推动院士荣誉化，使中国科研走出行政化管理轨道，回归学术本体，为中国创新修筑宽阔跑道。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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