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绝对归国家所有的观点，无论从法理上还是现行法律上讲都存在瑕疵，缺乏有力的法理依据并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就法理而言，乌木不宜当然地收归国有。乌木这一类财产应视为无主物，而无主物的归属应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即先占原则，谁先占有就应该归谁。
对偶然性的值钱物的发现，国有权大可不必介入，而是宽容对待公民之偶然所得，只要所得过程和方式不违反法律。
建议适时修改现行《物权法》，或出台司法解释，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对《物权法》第116条之天然孳息进行广义上的解释，
就在彭州乌木事件尚未淡出公众视线时，江西修水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近日，江西修水县农民梁财在东山村的河道里挖掘出一根长达24米、直径1.5米、重80吨的疑似乌木。目前古树的性质和价值还未完全确定。与彭州乌木事件在自己承包地里挖出乌木不同的是，这次江西修水农民是在河里挖出的乌木，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说法“河流是国家的，出土的东西包括矿山资源都是属于国有”。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将和发现者协商确定古树归属。
“乌木之争”的本质，是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冲突。
政府收缴乌木必须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否则就有悖于依法行政原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以及地下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但现有的《民法通则》以及《物权法》等法律，均未对乌木的属性进行定性，这种模糊性导致古树的归属权难以确定。
乌木绝对归国家所有的观点，从法理上还是现行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瑕疵，缺乏有力的法理依据并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物权法》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哪些财产归国家所有，如矿藏、水流、海域、城市的土地等，这并不意味没有被列举的均当然地收归国有。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地下埋藏物和隐藏物归国家所有。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何为埋藏物或隐藏物进行界定，但乌木不属于埋藏物或隐藏物“埋藏”或“隐藏”是有意识地人为地将物品埋藏起来。如果政府主张这是埋藏物或隐藏物，那么就有义务举证证明是有人埋藏或隐藏的，而这显然无法证明。
就法理而言，乌木不宜当然地收归国有。乌木这一类财产应视为无主物，而无主物的归属应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即先占原则，谁先占有就应该归谁。谁先发现就归谁最具有合理性。
该乌木发掘于村民承包地或者村民能够自主占有的范围，地方政府引据《民法通则》关于“埋藏物”归公的规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乌木本身应为“土地出产物”，与“埋藏物”概念差距甚远。“埋藏物”是经发现的但现今所有权人不明的包藏于地下的他人之物，早就存在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且在地下也并未发生质变而成新物，只是发现之时所有权人不明而已。乌木属于土地出产物，树木因自然灾害埋入淤泥，在缺氧、高压状态下，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碳化过程发生质变实际形成新物，未出产前应视为土地的一部分，分离之后为独立之土地出产物。
《民法通则》是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1986年制定实施的，带有明显的“国家立法主义”色彩，遵循所谓“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一律归国家”的立法逻辑。只要法律不回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以人为本的轨道，私人的权利就可能被堂而皇之假以法律之名不公正地变相剥夺。对于偶然性的有利益的值钱物的发现，强势地位的国有权大可不必介入，而是宽容对待公民之偶然所得，只要所得过程和方式不违反法律。
理论上讲，国有权是“全民所有”，而实际上很难完全实现全民普惠性。确权后的私权，往往更具备市场流转的功能，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国家也可以通过藏富于民增强综合实力。片面地规定将一切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反而不利于对资源的开采、保护、利用。
乌木权属争议之所以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折射的是公众对公权滥用的忧虑。
乌木究竟属于公有还是私有，应该得到法律明确的厘定，否则类似的纠纷依然会此起彼伏。建议适时修改现行《物权法》，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对《物权法》第116条之天然孳息进行广义上的解释，包含乌木等土地出产物。同时，将用益物权人扩充到包括以占有为条件的债权人等在内的一切自主占有人，将不经意发掘或发现的自然形成之物归属于用益物权人。
在现行法律依然不明确的背景下，解决乌木之争不妨采取协商的办法。可以由当地政府通过协商从发现者手中“购买”归属权，双方依法签署协议，这样既能有利于乌木的保护，也最大限度尊重发现者本人的意愿，保证发现者的利益。
乌木之争折射了市场经济背景下法律的缺憾和立法导向的偏差，也折射了基层政府公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倘若还不能从法律上给个具体的说法，打上相关的法律补丁，或许类似的纠纷依然会此起彼伏没完没了。
(作者单位：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
作者：刘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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