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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100个问题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
与许多媒体同行描述的一样，他不是一个擅长客套的采访对象。没有握手寒暄，甚至没有目光交流，在我走进任志强办公室的前几分钟里，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始终歪头盯着电脑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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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符合人们对于任志强的一贯想象。他并不是中国最有钱或者最有名的企业家，但却是性格最鲜明的企业家之一。面对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迅速浏览了自己的采访提纲。里面涉及的关键词包括： “红二代”、国有企业管理者、市场经济、微博、先天下之忧而忧、政府欠条。
我试着以一个略带对抗性的问题打破僵局：“你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国有企业是有问题的，但你本身又做了几十年的国企老总，不觉得有点分裂吗？”
“你说得很对。”任志强仍然面无表情地拧着眉毛，但过了几秒钟，他把头转了过来。
“我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现在他们不像是管企业，越来越像是在管家”
除了狠狠抽了几口烟外，几乎再没任何过渡，任志强一口气讲了做国企老总的三个“不易”。
第一件，上课。华远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任志强当领导的时候，每年要用三分之一时间参加由国资管理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组织的活动，包括各种会议，以及类似于党校学习的各种管理培训。经常碰到的一件事是，任志强坐在那儿，结果台上的老师下来说，“任老师对不起，我听过你的课。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根据规定，任志强还得坐在那里听课，进出门还得刷卡，证明自己去了。这事儿让他觉得无法理解：“你以为他们不组织学习，我自己就不组织学习了吗？体制内只承认体制安排的学习，不在于你会不会懂不懂，而在于规定你必须上课多少小时，要不然你年底考核通不过。”
第二件，考核。任志强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就是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件事他不推脱，但对于国企目前的考核方式，他有话要说：“现在的增值考核是鞭打快牛，如果今年有增长了，明年就要在今年的高增长基础上再保持增长。但企业怎么可能连续保持高增长呢？经济怎么可能没有起伏呢？如果我们投资10个事情，3个失败，7个成功，那总体我们赚了。但现在的考核方式是不能有亏损，有亏损就收拾你，于是企业不是努力地向前冲，而是越来越保守。”
第三件，请示。任志强抱怨，现在大大小小所有事情都要请示。有项目申请，“一个科员或者副科长就能否决你的决策，他们根本没在企业待过，但知识、智慧、经历都在行政面前没了尊严”。还有干部任命，“不管任命谁都得上面批准，当然你可以不认可，不认可以后再给你提名一个。这个味道就全变了，因为你派一个人下来，你根本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这个企业文化”。
我问他，你个人化解不了这些矛盾？
“我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现在他们不像是管企业，越来越像是在管家。” 任志强把眉毛拧成川字形。他对自己的角色判断很有意思—一个“管钥匙的丫鬟”。
任志强所在的华远集团并不是中国五百强企业，但它在很多个历史节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最为人所知的一项，它是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任的老领导宁高宁至今仍然记得发股路演时任志强如何“在巴黎市政厅给瞪大眼睛的法国人讲述他如何改造北京明朝留下的下水道，在纽约世贸中心给美国人讲北京的拆迁政策，在北京向上百位国际投资者解释为什么中国未来也会有住房贷款”。那是1996年，当时北京房价还不到现在房价的5%。按照宁的记忆，“那时没有人知道还可以从银行借钱买房子”。
任志强乐于引用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一个观点。周其仁认为，中国的国企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全计划体制下的旧国企，当计划渠道被市场替代后，这类企业大多无法生存而破产。第二类是中央或地方占有垄断性资源的公司。第三类则是在中央城镇改革的推动之下，以国企之名成立的新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没有计划和项目支持，甚至没有国家资本的投入，完全靠市场培育、自主经营生存。
1983年，作为改革试点，北京西城区政府向市政府申请成立了计划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华远公司”。它是第三类企业的代表之一。另一家与华远有着相同发展轨迹的著名企业是后来完成了民营化改制的联想。
看得出来，任志强很愿意与人分享他对于国企的见解。在聊到这部分内容时，他几乎没怎么抽烟，但是烟灰一直在往上烧，他不得不用手指在白色衬衫袖子上弹开烟灰。“经营国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交给私人去管理，华远最初也只是顶着个红帽子的牌子。所以后来我把下属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股份制，职工持股，合资，合作。我一直想坚持的就是市场化的企业制度，邓小平时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要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如果没有这些，哪来的市场经济呢？”
任志强说，自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关于国企改革的意见每年都会提，每年收到的回复，至少从文字上看“都写得很好”。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
如果给国企在政治上排出一个序列，华远集团的排名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高。按照任志强的说法，“华远既不是央企，也不是市属国企，不过是个区属的小国企，最多算个处级”，而他如今任职的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大约只算得上是科级企业”。他的好朋友潘石屹的定位更戏谑—华远地产公司也就是个“妇科级”。
但就是这么一个国企干部，却在这些年里搞出了不少“事端”。他曾因为国家某部委拖欠了一笔工程款而把对方告上法庭，还曾因为西单图书大厦拖欠了一笔8个月的集资款而给整栋楼断暖。在书末几页的附录中，都是任志强精心挑选的一些旧文件，其中包括好几份“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在一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下面，任志强写下的附注是“和西单图书大厦打官司，华远赢了”。
官司打赢了，任志强也就此落下了一个称号：不听话的国企干部。他曾经罗列过自己受到的批评。
比如，“西单文化广场的问题华远算账太精，既然华远已在西单改造中盈利了这么多钱，应为政府多做贡献，不应再与政府要补偿。”
比如，“图书大厦的断暖问题严重错误，市政府垫了几十亿元的市政建设费用，华远垫些钱做市政算什么！”
比如，“告政府的企业一定要垮台，华远与政府搞僵了一定要完蛋。”
“你在做这些对抗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政治不正确吗？”我问任志强。
“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觉得我这个就是最政治的。我告他们理所当然，我知道我是有理的，没有理的话，法院为什么接受啊！”他似乎不觉得这是个多么棘手的问题，回答脱口而出。
事实上，在任志强的新书里，对于这些往事，这个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曾给出过自己的见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中国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对政府机构是网开一面的。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扭转。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一定无法立足于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契约精神，也难以强大。
在这个话题的讨论进入尾声时，我问任志强，现在手里还压着政府部门拖欠工程款的欠条吗？
他头都没抬，“对！”
“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坐在前头”
我们的谈话由此转到了官与商在社会中的位置。
任志强的新书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召开了一个开发商座谈会。此前，潘石屹很少参加“部级”的会，便特意西服革履地穿了一身新装，结果发现任志强只穿了一身便装，裤子还是多兜裤，便惊讶地问他：“见部长你就穿便装？”任哈哈一笑：“看你紧张的，不就是个部长吗？他一定穿的也是便装。”
我问他，在中国这种士农工商的历史格局里，不少商人面对官员时都难免有低人一头的感觉吧？
任志强回答：“我没有，但很多人有。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坐在前头。很多人就巴结他们，但我不会巴结他们，我认为也不需要巴结他们。”
这是他一贯的姿态。一个被他津津乐道的往事是，2004年，在一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召开的座谈会上，任志强是唯一一个公开高喊“曾副总理，您受骗了”的开发商。但某种意义上，这种态度的形成部分来自任特殊的“红二代”成长背景。他的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在书中也提到：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被领导抱着……见得多了自然也就见怪不怪，见官只需尊重，却不需拍马屁。
任志强对工商文明有一套见解。他说自己接触过很多外国代表团，永远是政府代表都坐在后头，企业家坐在前头，“比如说我们去美国，纽约市市长他不会迟到，他比我们还早到，等我们企业家讨论完问题后，他再上来讲话，因为他本身就是企业家出身，他很清楚，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要靠企业家，所以他们对企业家很尊重。”。
而在中国，情况则是相反的。“都是靠政府的力量去发展城市，发展经济，我给你钱你才成为企业，所以他们不尊重你。中国历史上商就在最后，所以经济才落下，如果商在前头，中国就不会这么落后了。”
在外界对于任志强的评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任的立场复杂，既是个忠实的国企领军人，又是一名无所顾忌的建言者。但事实上，他不是没有“收敛”的时候。北京市西城区前区长衣锡群为任志强的新书写了一篇后记，其中一个细节颇为有趣：自任志强领导华远集团后，每年数次邀集历任区领导聚会，沿袭数十年，已成为传统。在这种场合，任志强对老领导恭敬有加，一改发号施令或一士谔谔的形象。在每次聚会的留影中，他总是站在后排。
“你面对官员时的状态也会因人而异吗？”我问。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任志强反问我，“作为政府（西城区政府）任命的官员，你是他管的，你是他的下级，当然要巴结他，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在企业里头，我的下级对我不也这样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他的回答滴水不漏。这个时刻，任志强像是一个很有位置感和分寸感的国企掌门人。但他随即又恢复了自己充满性格张力的一面，“但是我不归政府管的时候，那些官员和我没什么关系”。
“他没办法找到一种可以完全信赖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
在新书里，任志强提及最多的好友是潘石屹。关于他俩的友情故事在过往报道中并不少见，而历史学家雷颐则在任的新书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更有新意的观察角度：
潘石屹和任志强恰好代表了“中国故事”中的两类人，潘来自最穷的西北甘肃，从进城青年奋斗成亿万富翁。而任则有“红二代”背景，不管有意的用还是不用，“在你的生活中都会起作用，这背后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权力资源”。
在官商关系里，“红二代”任志强如何自处？
某种意义上，任志强并不回避房地产业与官方、政府关系极其密切的现实。他在书中提到，不涉及的人大约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一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商关系的价值。他也记得，“在华远的上市路演中，我重点展示的华远的销售优势不是市场，而是与各大单位的合作关系，如各部委、各大银行、各大机关等等”。他在军队当过兵，“我们有常年聚会的战友会，这些战友又都分别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任志强似乎并不忌言剖白自己中国式的行为逻辑—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权力，但要办得坦荡，不是为私、不是腐败与贪污，而是让社会受益。
在书中，任志强提及最多的一位官员是当时在北京市计委商贸处任处长、如今是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刘晓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说刘晓光没有从我的手中为了个人拿过一分钱，最多会有一些政府对企业的‘摊派’行为。”
任志强强调，这种“交换”恰恰是中国改革之初进步状态的缩影，“在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之前，如果企业想要突破旧的体制，就必须争取官员的支持，如果官员们愿意与企业共同创新，并勇于承担审批带来的风险，那么企业当然愿意支持官员的改革和机构的建设”。
看得出来，在官商关系里，任志强给自己划出了一条清晰明确的底线。他曾在一次专访中承认自己与体制内的多位高层有良好的私交，但也同时强调：“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
在新书中，他也提到，“不可能为了完成一个交易而容忍官方的腐败，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很可能在某一天把自己送进坑里，把牢底坐穿。”
几乎每一个采访任志强的记者都会提到官商关系的问题，他的回答往往都很简短。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也不给领导找那些麻烦。我们不需要官商，我们完全是市场化，有什么官商呢？”
“我看到你书里曾经不点名地批评过一些？”我问。
“腐败得很，但不能跟你说。”任志强马上回应道。但不到一秒钟，他又忍不住指名道姓地抱怨了一番，而且，他没有提醒我这部分内容不要刊登。
后来，负责出版这本新书的编辑告诉我，在任志强的初稿中，确实曾把一些触碰他底线的官员写了出来。“任志强的身上有很多矛盾之处，他很看重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精神和制度建设，但事实上，你观察他这些年的轨迹，做成一件事情往往是因为有好官支持他，欣赏他，而做砸一件事也经常是因为官。说到底，这是他必然面临的时代局限性，他没办法找到一种可以完全信赖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共产党员最基础的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任志强就像个多线程处理器，他可以一边听着我的问题，一边阅读文件，然后还会尽量给出精准的答案。有几次，他的回应开头都是“你说的不对”。
在过往关于任的报道中，他性格中的独特一面不止一次被提起。他的好友、老上司宁高宁曾评价他：“任志强可能90%与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有10%的大脑构造是与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的较劲、较真儿、打破砂锅问到底，爱钻研还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他对理论研究的痴迷在企业家中并不多见。1992年他41岁的时候，曾为自己制订了一份“航海”计划，广泛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家张维迎记得，有一次在去开会的飞机上，看到任志强正在读马尔萨斯写于1799年的书，“我们都很少读这样的书，他是少有的真正读书的人”。
当当网总裁俞渝回忆过与任志强的第一次见面。她说老任，我觉得你们房地产商挺坏的，把房价搞那么高。结果任志强很认真地看着她，“你真这么觉得吗？”俞渝记得，后来任志强从18亿亩耕地红线开始讲起，整整解释了半个多小时，讲得满头大汗，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在土地供应的问题上政府管理出了问题”。
这是属于任志强的做派。在我们之间这场并不算长的谈话中，他所谈论过的话题包括：朱镕基、限购、国进民退，以及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小平南巡”后不久，任志强第一次通过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书知道了科斯，并被其理论震撼，直到今天他仍然将“产权问题”视为中国改革的破局之道。
相比于任志强作为国企掌门人角色所表现的坚持、复杂与妥协，他以一个建言者出现在公共领域时所表现出的姿态则简单直接。这种态度部分来自于他的人生经历：长在大院里，上干部子弟学校，参加文革造反，插队，当兵，复员后赶上改革开放，从拉板车的个体户到一手做大一个企业，他将此视为时代的馈赠。
“我突然发现任志强这么多年来，说了这么多话，引起的争论，引起的欢迎和诸多的评价，原来就两个字，‘改革’。”宁高宁曾这样评价过任志强。
“地产商里像你这样的人多吗？”我问。
“在商言商，谁都不愿意惹麻烦。”
“为什么你愿意说？”
“总该有人说真话。那你说鲁迅在干吗？胡适在干吗？胡适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吵架？蒋介石你让我当就当啊，你让我当我也不一定当。我们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也不是少数啊，像魏征等等。至于我，共产党员最基础的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在对任志强做出的诸多评价中，北京西城区前区长衣锡群的一段话最值得玩味：“大多数情况下，他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真相，他脱口而出的话语，即他的心中所想。当然有时也因人而异。他并非看不懂某种游戏规则，他也会做一些入乡随俗的事，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熟悉他的人会看到他表现得不自然，如同他穿西装时的模样。但总体上，他不喜欢以复杂的方式与人沟通和周旋。”
1984年，在中央掀起第一轮打击经济犯罪专项运动前，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次年又被以“投机倒把罪”继续调查。入狱14个月后，他被无罪释放。当时的区委书记让衣锡群通知华远集团党委，“告诉任志强要正确对待：抓，是正确；放，也是正确的。”后来，公司领导戴小明问任志强狱中的感受，他的回答是：“还要跟着共产党走，妈妈也有打错儿子的时候。”
“有些东西不需要去较真儿，比如说我被抓起来，然后被放了，我就非要去告吗？如果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话，我可以放弃。但是如果为了大众利益，很多东西是不能放弃的。”任志强说。
“他不争权，也不争利，我觉得他在争宠”
采访时间快到了，我得抓紧，100个问题才聊了一半。“写作新书的时候，你有自我设限吗？”这其实是不少人挺想知道的。
“当时有将近20个出版社来申请出我这本书，我就选个删得最少的出版社，结果最后他们也删了不少。”任志强抱怨道。
听到这些，我身后正在录像的出版社编辑发出了几声苦笑。
同为地产商的冯仑写过一篇题为《“真人”任志强》的小文。他写道，当时有一个项目是从任志强手上买来的，任只留了5%的股份，结果开董事会的时候，任志强拿着会议文件指着鼻子教训他们，冯仑当时心想，“这个百分之五的股东可真厉害”。
宁高宁在给任志强写的序言里回忆，两人曾发生过一场争执，然后任志强说自己不想玩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表达方式，“算了，我辞职吧，前几天俄罗斯的叶利钦总统也辞职了。”
在宁高宁看来，“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不太识时务，也不知道顾全大局，而且有时候不知趣，还老是自以为是，他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下，想谋生混碗饭吃都不易，能混出个样来就更难了。可任志强这几年好像火了，越混越好，越混粉丝越多，不仅名气大了，而且时常还被认为代表着真理了。有人说微博时代造就了任志强，也有人说房地产经济的时代造就了任志强，还有人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言论容忍度高的时代，给了任志强放炮的空间从而造就了他。如果说今天任志强是个人物，是个现象，这可能真是一个时代产物。”
任志强的确痴迷微博。有人观察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今年8月举办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作为受邀嘉宾出席的任志强一直拿着平板电脑刷微博，没看过几眼致辞嘉宾。直到刘晓光上台发言时，他往台上瞄了一眼，便随即又低下了头。他的微博上很快更新了一句话：“刘晓光又在低头念稿子！没稿子说不了话？”
从2010年至今，任志强已经发了超过6万条微博，粉丝数量超过1500万。
在任志强的新书发布会上，张维迎也爆料说，有天晚上任志强找到他，说自己的粉丝增加了多少多少，激动得不得了。“我就批评他，说你怎么老想管人家，你管你有没有粉丝呢？”张维迎笑言，“他放不下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任总最大的特点就是坦诚。人无非就是争权、争名、争利、争宠，任总不争权，也不争利，我觉得他在争宠。”
“他的能量没有释放完，想用各种方法来释放他的能量，来影响这个社会。”宁高宁这样说。
微博的出现对任志强意味着什么？当然，他的回答又一次不怎么客气：“当信息足够充分和发达的时候，媒体就没办法用断章取义的标题和捏造的事实去骗人了。”
很快，负责协调工作的出版社副总走进屋来，提醒我的采访时间已到，而另一家媒体则等候多时。“还有采访？哦。”任志强面无表情地嘀咕了一句，没有握手道别，他旋即起身走进休息室。
办公桌上留下的是各式各样的文件，几本由他作序的新书，一部连着充电宝的手机以及两只兔子—一只白瓷兔与一只粉色的绒兔。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辛卯年，属兔。按照国资委的规定，2011年，年满60岁的任志强要从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仍然可以保留上市公司华远地产公司的职务。
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潘石屹和刘晓光等人为任志强举办了一场“重回童年”的活动，几百名粉丝赶到现场，在印着“任志强不退休”几个大字的背板前，他们给任志强颁发了一个“不退休”的荣誉证书，还告诉他“这个行业少了你就不热闹”。
“我很庆幸我能被这么多的人关注，很庆幸我能成为行业中的一种声音，也因此能在与各种声音的斗争中享受着其乐无穷的快乐。这个社会缺少的恰恰是声音，特别是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任志强在新书的一章里专门记述了这个退而不休的故事。
在书中附的照片里，戴红领巾、穿海军服的任志强露着如今难得一见的灿烂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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