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户籍改革不能知难而退

　　十年前，一位北漂说服女朋友放弃一份落户北京的工作，理由是，等两人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户口这玩意儿早没了。十年后，他们的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悲催地发现，户口不仅还存在，而且，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更难松动。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北京反而收紧了落户门槛，今年5月，北京为应届生落户设置年龄上限，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

　　户改难，大城市户改难上加难，这是共识。发改委官员李铁最近说了句话——“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听起来很欠“板砖”，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改革不易”的实情：中国2000年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开始放开地级市户籍，但大城市的落户依然受到严格控制。

　　改革难并不意味着不改革。户籍改革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关口，大城市的户改又是整个户籍改革中不可绕过的关口，知难而退没有出路。

　　阻碍大城市户口放开的，首先是“怕”。2008年，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白景富在全国 “两会”上就反问过：“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言下之意，大城市户口是块宝，要是没门槛全国人民都涌过来，挤爆了怎么办？

　　这种担心不完全是托辞，一旦像京沪这样的大城市户口完全放开，短期内可能会给城市管理者带来压力。但长远来看，未必会出现失控式增长，因为随着人口的聚集，就业难度和生活成本都会增加，“长安居大不易”，人们自将理性选择去留。所谓城市承载力是伪命题，是计划经济思维的残留，自古以来城市都是自发形成的，严密的计算如何能罩得住流动的社会？

　　另一个阻力是“利益”。随着迁徙的增多，户籍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手里一大筹码，城市发展需要什么，都可以用户口来换。拿北京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需要发展京郊小城镇，户口是招商引资的砝码，在试点小城镇投资买房就可落户。后来，人才紧俏，“海归”落户就很容易。再后来，“海归”多了，又加限制条款，要求所在单位必须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些差别化的政策为地方发展带来了实效，但以户籍作为筹码换取，却有失公平，国境之内自由迁徙应是公民的平等权利。

　　当地原居民的既得利益也是改革的制约。北京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质的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原居民担心外来人口涌入会抢食了自己利益。但是，劳动力进入一座城市，对城市发展是有益的，先不说他们对生产、就业、消费、税收的贡献，光是租房的需求，就是直接惠泽当地原居住者。

　　破除掉这些阻力后，财力不是最大的问题。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专家顾问的陈金永测算过，如果分15年完成户籍改革，每年成本是北京奥运会的1/5，政府财力应可承受。

　　北京和上海同为大城市，人口压力相当，但上海户籍改革的步伐比北京要大很多。上海今年7月推行的积分入户制，虽然谈不上破冰，但毕竟是一套透明的、可预期的规则。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上，就有模拟评分系统供申请者使用。相比于北京居住证转户口中的内部审核，这套制度进步很多。

　　大城市的户籍改革确实很难，但我们相信改革的意愿和勇气可以化解很多现实的困难，上海就是例子。相比于一直是权力中心的北京，上海的进步性在于，它有过一段时间不长的自然而然形成远东重要城市的过程，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没有完全销蚀掉这一历史基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易于回归城市的本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