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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再次涉嫌内幕交易犯罪
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中山公用案”、南京市经委原主任刘宝春“高淳陶瓷案”，是政府官员因股市内幕交易落马的典型案例。这些内幕交易案都是官员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过程中作为审批者和知情人，依靠上市公司股价变化获得股市中的巨额利益输送。而中国证监会最新通报的一起内幕交易案，再次给“先知先觉”的政府官员涉嫌内幕交易犯罪敲响了警钟。
2012年，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与当地政府沟通后，通过了产学研园区“退二进三”政策项目。当年4月24日，爱仕达发布相关公告后，股价连续两天以涨停收盘。
在这之前，时任温岭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维立，负责下发相关市长办公会议通知及制作会议纪要，系爱仕达享受“退二进三”政策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但他在2012年4月19日和20日，利用其朋友及亲属“陈某”账户累计买入“爱仕达”股票25.36万股，交易金额242.08万元，后于5月7日全部卖出，获利9.45万元。
证监会通报表示，陈维立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76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规定，同时涉嫌构成刑法第180条所述情形。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有关规定，证监会将陈维立等人涉嫌犯罪情况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部分公司与政府官员利益扭曲捆绑
内幕交易近年来成为官员腐败、利益输送的新渠道，相较于贪污受贿等传统形式，以股市为通道进行的利益输送和腐败形式更隐蔽、收益更高、危害更大，这还衍生出上市公司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扭曲利益捆绑关系。
近年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优质资产注入等进程加快，这些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在这个环节，有些官员有机会接触和掌握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其中资本运作方案形成的利益输送，容易让官员与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形成利益捆绑。
此前，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曾向记者介绍，目前在深交所备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多达30万人，其中很多政府官员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是由于上市公司相关工作涉及政府审批而产生的。这给内幕交易和政商利益捆绑带来土壤。
从原先直接送钱到告知内幕信息，股市的新型腐败更隐蔽、获利更大，而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绑势必将对上市公司退市、跨地区并购重组等产生一定的阻碍，这可能也是股市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完善的一个原因。
政商“旋转门”加剧监管难度
除了政府官员的内幕交易，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在公司上市前突击入股、轻松赚取高额收益，而有些掌握信息数据的官员也利用信息资源优势谋求“信息寻租”。对此专家认为，政商“旋转门”是产生“先知先觉”者的一大隐性原因。
2011年，某单位一女工作人员曾被曝出精准地在两家上市公司IPO前低价突击入股，三年累计投资549万元升值至6000多万元，投资回报率超过10倍。而其丈夫原为当地某国有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后担任其中一家上市公司董事，而在担任行长期间，其所在支行与另一家上市公司有数千万元的贷款项目。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女股神”如果是因其丈夫在担任当地银行支行行长期间给当地拟上市企业提供“超常规”贷款支持，而得以精确“突击入股”，这就是变异的利益输送。
除此以外，2011年被查处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泄露案件，也显示出原先经济决策部门工作人员对于资本市场正常信息秩序的巨大影响，由于股市对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提前获知有价值的信息就意味着巨大的收益和财富，相关政府官员凭借掌握的信息资源优势谋求“信息寻租”，也成为近年来股市新型腐败的案例。
对此，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国华律师等专家认为，二级市场内幕交易和一级市场“PE腐败”中的利益交换行为更为隐蔽，更难监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并不清晰的政商“旋转门”作祟，政府官员审批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专家建议，这类违规的“财富分配”方式让财富在普通投资者不知就里的情况下“隐形转移”，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污染了投资环境，应更多利用法律手段追究经济与刑事责任，用“零容忍”的态度监管“先知先觉”者。
作者：杨毅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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