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也同样表示，“三农问题的要害在农地。农地改革的制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现行土地制度剥夺农民土地财产权
农地改革的核心是实现农地经营权的流动性。这在农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该如何流转，农地制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不过，温铁军提醒到，讨论农地制度，需要注意中国农地制度，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经由国内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形成的。
温铁军说,农民都希望得到土地，因此在土地革命中，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群—占当时总人口88%的农民，被广泛动员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就天然的为小农经济提供了基础。
相对那些推行大农场的国家来说，如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都是西方在屠杀原住民并剥夺他们土地的基础上实现的。与之相反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并没有遭遇殖民者对原住民灭绝性的大规模屠杀。
为了在这种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国家完成工业化，最有效的办法只有“集体化”。于是在农村形成了集体制、城市形成了单位制。一贫如洗的中国，为了弥补资本的匮乏，用工农剪刀差来支持工业化。这样尽管谈不上公平，但仍然避免了西方血腥屠杀的“原罪”。
对于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表示，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既要充分肯定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就，但又必须充分认识和反思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断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其次，承认土地大量流失，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断被剥夺的根源，既有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又有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国际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政府职能错位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在土地市场，以行政手段采用低进高出的办法，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必然会成为官员寻租的黑洞和腐败的制度温床。
基于对上述两点判断，郭书田认为，必须下决心动真格得修改现行法律，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具体来说，政府应该放开土地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集中力量做好土地利用的规划，实行严格的宏观调控与监管，建立和发展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碰不得”的私有制
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私有化可以提高效率，更好的保护农民利益。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金洪云表示，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就完全私有制，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对于日本来说，最头疼的是私有制。碰不得，动不得，改不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朝云表示，台湾土地一直是私有的，在现代社会，如何应对工商业社会、都市扩张以及农业经营该怎样规模化，台湾仍然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私有化是否能够解决，这肯定是存疑的。
曾在台湾当地进行过实地考察的杨团，跟台湾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交流时发现，因为私有制，所有的政策都要绕着私有化走，这就直接导致农地，包括城市的建设用地，无法按照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制定政策。参照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他们表示，中国的这种集体所有制，未必不好。
长期以来认为农业应该趋组织化的温铁军表示认同，并举例到，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自有资本的乡镇企业，在高负债条件下异军突起，短短十年时间完成原始积累。本村所有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为偿付资本回报及高负债的来源。二者之所以结合，正是因为集体所有。
在研讨会上，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的土地制度改革，既要让国家的经济、社会不能因为土地私有化禁锢发展，又要保护农民的利益，特别是自耕农的利益。
如何保障农民权益？程朝云说，如果按农民退出机制的话，必须有保障。参照台湾，比如老年农民年金、农保等。在德国、日本，也有同样的制度。
适度规模才是方向
由于分散、封闭、自给自足，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一直在中国存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因为耕地面积不足、农民种地的比较收益低下，小农经济的农户纷纷选择兼业，甚至撂荒。
再加上，近年来伴随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转移。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存在老龄化、妇女化、低龄化的趋势。这客观上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现实需求和实现条件。
小农经济并不代表着现代农业。2006年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平均每户农户经营耕地9.1亩，每个农民经营耕地仅5.2亩。如此小的规模，既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朱启臻认为，扩大规模是农业生产的内生需求。因为规模化种植的农民可以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集约生存实现增产增收。
那么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超出农户的经营能力，极容易形成规模不经济。随之而来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这足以让农户无以自立。与会学者们认为，农业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是方向。
界定适度经营规模，除了参考农户的劳动能力外，更为重要的是农户的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孙炳耀，结合城市化、工业化，种地农户种多少亩地的收入才能够达到与城市生活水平相当，从而吸引其留在农村。这就是适度规模的界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关键。文件指出，新增加的农业补贴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
杨团表示，农地改革不能以农地大规模经营为前提，农业经营的模式是多样的。不论是欧美农业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实践证明，农户是经营农业最有效的方式。
郭书田认为，由于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产业，它是生物性产业，所以受季节影响，往往劳动力的所占用的时间或者生产季节的时间有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农业的生产特点决定是以农户为基础。
至于家庭农场，朱启臻认为，它就是规模化的农户，不但继承了农户的优点，还部分的克服农户的缺点。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家庭农场。
虽然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家庭农场规模很大，但是农场主的收益并不单是规模。因为，农业产业链的两头，产前、产后利润高，中间的生产环节利润低。于是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加上商业化的产前产后服务产业链的模式。
孙炳耀表示，这种微笑曲线为国内农业发展提供参考。比如，在国内，发展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加上社会化服务。此外，对于这些农户采用合作社的机制组织起来，将产前产后的利润更多地返还给农民，使其获利。
跟中国当前的情形类似，台湾地区的农业也曾经历过劳动力缺乏、农地细碎狭小等阶段，不过政府采用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予以化解。
程朝云进一步解释到，政府辅导无力耕种的老农，或者无意耕作的农民，将自有土地长期出租给有意愿扩大农场经营规模的农业经营者，促进农业劳动结构年轻化，并使老农安心享受离农或退休生活，
同时，政府协助有意承租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者，顺利承租农地长期耕作，改善农业经营环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及竞争力。该政策2008年施行，次年5月27日，正式扩大推行。
合作社功能多元是未来趋势
2006年，国内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此后，专业合作社的数量迅速增长。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目前已达到82.8万个。近年来，虽然农民合作社的新类型不断出现，但是因其仅限于某个特定领域，无法为农民提供综合服务，而被学者诟病。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合作社”定义为：提供同类农产品或是同类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进一步解释到，现实情况是合作社这种组织方式适用于不同的产业，不只是农业。而且提供不同类农产品、不同类服务的合作社也是可行的。
杨团认为，农协起的最主要作用不是提高农业效率、维护农村生态，而是对农民这个群体的利益进行保护。“因为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一定要靠组织化的模式来保护，而且要长期保护。”
这自然就使得农协是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其服务的内容，包括金融、供销、社区服务、农技推广、农民福利、社区文化等。
在农地流转中，根据实践，杨团表示，农民合作社可以而且应该介入。这比外来资本介入更能够保护农户的利益。
(编辑:顾蓓蓓)
作者：邵海鹏来源一财网)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