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钦差大臣”的一个原因，来自巡视组在权限上受到的限制，即中央巡视组有了解权，但没有处理权，更没有生杀大权。
前面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中纪委的一些工作方式，接下来要向你介绍的这种工作制度，被一些媒体称作“中央的千里眼”—这个比喻后来得到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认可。
这便是巡视制度。它在最近十年来的中国“查案史”上高频出现。
巡视的由来
这里要说说高层为什么要出台这个制度，道理很简单：以前大家觉得，现有体制下，同级纪委很难监督同级党委和政府，尤其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更难了，而党政一把手权力太大，如果失去监督后果当然不可想象。高层就想到这样一个办法—建立“巡视制度”。
一般来说，中央会组建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现在的组长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副组长是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和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小组下面还设有办公室（以下简称“巡视办”）。
这一体制也可以翻译成，“巡视组”是有“后台”的，他们的“后台”就是最高层。习近平在年中巡视开始的时候，要求巡视组要有震慑力，敢碰硬。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说法是，要“苍蝇”“老虎”一起打。
按《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巡视办就设在中纪委（下面会详细讲）。这种“中央选人派驻地方”的流程，很容易被民间解读为“钦差大臣”，但“此钦差”可不是中国古代的“彼钦差”。这里先不说，后面也会详细讲。
最近几年，中央级的巡视组基本保持在十个左右。最近新华社报道说有12个巡视组，其中六个地方组，四个企业金融组，两个中央国家机关巡视组。其中的十个巡视组在年中分别进驻内蒙、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储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等。
几天前，这些巡视组已经陆续公布了“巡视成果”，八个巡视组发现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有违纪线索，这些线索已经转移给中央有关部门。
有关《条例》对巡视组应该有多少人没有明确规定—目前根据公开报道可查到的是，2008年的中央第二巡视组有九人，媒体报道说，现在江西工作的第八巡视组成员有12到13个人。《条例》对巡视组的分工则很明确，关键一条是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和巡视专员要接受巡视组组长的领导。
谁有资格出京巡视
哪些人有资格当巡视组组长？一般是已离开一线岗位、但还没有年满70岁的省部级官员。这些组长带着本组成员，被分别派驻到省（市、区）或者企业、机构；巡视组把在巡视中了解到的情况，发现的问题线索，反馈给巡视办。
中央巡视组组长的选拔很严格，可以想象，一定被要求“敢于碰硬”、“政策能力强”。比如，今年进驻重庆的第五巡视组组长徐光春，历任广电总局局长、河南省省委书记；进驻江西的第八巡视组组长王鸿举，曾担任过重庆市市长；而进驻贵州的第六巡视组组长张文岳以前则是辽宁省省委书记。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中共就开始探索巡视制度，像曹克明和祁培文这样纪委系统广为人知的官员，都曾担任过巡视组组长。曹克明是原江苏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祁培文是原中央纪委常委。
曹克明是当时身为省委副书记同时担任省纪委书记的为数不多的官员，这一体制曾被媒体称为“曹克明模式”，他曾主持查处当年赫赫有名的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
而祁培文在纪委系统，与刘丽英齐名，当年南方数省轰动全国的大案，大都由祁培文领衔查办，是公认的办案高手。成克杰案、胡长清案、湛江走私案等等，都经他手查办。2002年，祁培文离任中纪委常委，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当主持人念到祁培文的名字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祁培文几次鞠躬流泪。
去年，巡视组组长还是一个固定“职务”，但王岐山在5月17日的讲话中提出，巡视组组长要“一次一授权”。意思是说，以后高层先确定巡视任务，再选定巡视组组长，巡视结束后，组长的任用也结束了，由此从“职务”变成了“任务”。
道理很简单，这有利于减少可能存在的腐败—巡视组的权力也很大，有权力就可能存在腐败；另一方面也是增加竞争性，说白了，你这次巡视任务完成得好，就可以多次担任巡视组组长。
怎么巡视
好了，组长选出来了，这些组长及其所在的中央巡视组，就要出京巡视了。一般来说，巡视组进驻某地时间多为三到五个月，从字面上看，巡视组的工作就是在这期间走走看看。
这当然没有错，但显然不止于此。
巡视组一到地方，必须要做的事是公布联系地址、电话、邮箱等等。看起来高调，实际上公布完这些信息后，就转入低调，“不张扬、不违纪、不违法、不引起社会轰动、不影响地方工作”。
按《条例》规定，巡视组可以列席当地党委的会议，但不能干预地方正常工作，也不直接查办案件。
几年前的一篇报道说，巡视组不倾向于采取座谈会的工作形式，因为大家在一起，谁敢公开评价领导的工作，而“个别约谈”往往让人放松。按惯例，巡视组每到一地，“约谈”对象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三四百人。
至于具体的“约谈”对象，省级干部是要谈的，这是《条例》规定的。
前面说的祁培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与“一把手”谈话的内容，除其分管工作外，子女、爱人的职业、收入都要谈；至于厅局级干部，谈话则侧重“对省委和省委领导的意见”。
当地退休干部也得约谈—这是曾经的第二巡视组在一篇介绍经验的文章中说的。文章还说，巡视组下到市（地、州），还要找部分县委书记、县长了解情况，有时还到乡镇、农村、工厂。
是的，约谈对象还有包括但不限于农民、下岗职工在内的普通人。
中央巡视组进驻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期间，在工作时间内都有工作人员负责接听公开的电话、记录举报线索。不过一轮巡视结束后，巡视组公布的所有通讯方式都会被注销。
这种公开的约谈方式一度造成轰动。2011年，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后，曾采取“号牌预约”的民众约谈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于是大量群众排队“拿号”，有人从上午9点排队到晚上8点，还有人拖着棉被、床垫来—场景类似抢春运火车票。
不久前在江西的第八巡视组也引起类似的轰动：按《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巡视组到来，江西上下都很紧张，旁观者以巡视组到各地巡视的人员组成和时长，以及官员被约谈时间长短，来判断某地某人问题的大小。以至于一位国企负责人说，整个夏天，江西各地高档餐饮及娱乐场所普遍萧条。“基本上都不敢去了。客人来了，我们就到单位食堂。”
完成“约谈”的主要任务之余，巡视组还能列席当地党组织有关会议、查阅相关文件和资料，并了解和研究信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
碰到贪腐怎么办
巡视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发现线索。
巡视中发现腐败线索，往往直接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特殊情况下，巡视组还可以向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主要领导汇报巡视情况。
不过，中央巡视组组长真相当于古代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吗—不止一家媒体在采访时提出了上述问题。两位担任过巡视组组长的官员都先后做出过否定回答—中央巡视组有了解权，但没有生杀大权，没有查办案件的权力。
不办具体案件；不干预被巡视地区的日常工作；不处理被巡视地区的具体问题；对涉及到的紧急情况和重大问题不做个人表态—正是巡视组的工作规矩。
这也是巡视组与中纪委办案的本质区别：巡视组一旦发现案件线索，需马上移交中纪委调查；发现有人存在不廉洁行为，把材料和线索汇集到中纪委。
这些年，经巡视组打到的“老虎”越来越多，比如前面说的祁培文，曾在巡视天津时发现了原检察长李宝金的腐败线索。李宝金曾对祁培文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
祁培文觉得奇怪，这检察长有这么大权力吗？后来问一个老板，那老板说：“你不给他办，他办你”。后来一查，发现了李宝金为数家企业牟取利益、挪用巨额公款的线索，最后查出了一个死缓来。
这些年，由巡视组发现的线索牵出的大案为数不少，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原山西省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案、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案、原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案等官员落马均和巡视有关。
9月26日的新华社报道显示，中央巡视组对湖北、重庆、贵州、江西、中储粮、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的巡视中，均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那么是否巡视出问题就一定会有“大老虎”浮出水面呢？按专家的观点：不一定，因为有的只是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并不一定都涉及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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