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年，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投资逻辑很好地诠释了一句话：大中华区好似一个商业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却想逃出来。
在香港，李嘉诚正在为他的百佳超市积极物色买家，美国巨型私募基金KKR是最新的竞购者。作为一代“香港梦”的代表，李氏家族流露出越来越浓厚的“欧洲情结”，到目前为止，约半数的公司资产已转移至欧洲，3年累计海外并购额高达1445亿港元。
不管李嘉诚怎么解释，他的这种转移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这么大的财富集团做这么迅速的转移，背后肯定是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原因的。有人说，李嘉诚是看中了欧洲资产的低价，也有人说，李嘉诚是看到了中国地产的泡沫。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足以让他能做出这么大的改变性的决定。
记得外界曾经有传言说，李嘉诚和何鸿燊曾经说过，如果梁振英胜选，他们将撤出其在香港的投资，他们认为梁振英“仇富”。虽然这种说法旋即遭到李嘉诚本人的坚决否认，但从后来确实是这么做的结果来看，这个传闻不应该完全被忽略。
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港督的人选永远是港商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自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历来是意义重大但毫无悬念的政治事件。在过往近15年里，香港曾四度选举特首，不是因为合资格参选人只有一名而自动当选—如董建华，就是因为来自所谓“泛民主派”的竞争对手实在不堪一击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如曾荫权。
不过去年新一任的港督竞选却显然打破了这一传统规律。
一贯以精英阶层为主要目标人群的港督竞选者中，出身贫寒的梁振英拔得头筹，这也与其竞选的口号不同。当时商界看好的人选唐英年喊出了“全民就业”，梁振英则以“打压高房价、增加福利”为口号。当时香港的状况是失业率较低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于是民众支持率上就显现出了非常极端的走向。尽管唐英年获得了李嘉诚等一干港商的支持，然而最终票选结果梁振英以高票当选。
这就形成了在所谓精英阶层与新任特首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看，与唐英年的“平稳过渡”不同，梁振英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纲散发出迎合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息，其中最为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承诺重启公共保障性住房建设。他还强调未来将应对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局面，并扶持中小企业同香港的大企业集团展开竞争。
这些主张很自然引起了香港商界富豪们的极大担忧和反感，也足以引起商界对梁振英的疑虑。
尤其是这种趋势在梁振英上任后是愈演愈烈。这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提到的。
为了限制香港地产的过高涨幅，梁振英上任后即在住宅地产方面实施了买家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等政策。而今年2月份，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突然宣布拆售葵涌雍澄轩酒店，并且直接打出了非住宅地产不受相关税收限制的旗号，几乎是可以被当做香港地产业的反击。
香港当局当然也毫不退让，2月19日中午，香港政府罕见地发出特别新闻稿，特别提醒市民购雍澄轩酒店时可能违反的规定，并且详细列出违反的罚则，以示后果严重。一般来说，香港不允许擅改土地用途，雍澄轩的地契表示业权人至少要提供2.1万平方米的酒店，如有任何改变，均可能违反地契。最坏的情况是，一旦政府认为酒店违反地契，甚至有权收回酒店。长江实业在做出相关举动前，显然也是做了功课的，然而政府方面丝毫不让步并且难以调和的强势态度，最终使得长江实业被迫取消拆售，也就此可以说李嘉诚与梁振英真正结下“梁子”。
这在李嘉诚的财产“转移”上应该是个导火索式的事件。也许在李嘉诚的心中，早已一直在寻找一个替代香港的地方。
香港本身高企的资产价格也确实已经不再适合投资。对于李嘉诚等商人来说，投资的回报率永远是第一要务，香港盈利增长缓慢受制于过度竞争、人工和租金成本飙升等多重因素，这都不是短期可以调解的。
相反，欧洲经济低迷，资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反而更加具有投资价值。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更何况，在很多领域处垄断地位的李家大财阀离开香港，对港府的政绩上也是一个打击。
从李家公司的内部盈利情况来看。2010年李嘉诚欧洲方面的业务息税前利润占集团EBIT总额仅17%，香港占比30%，中国内地以28%位居次席。而截至今年6月30日，欧洲占比升至31%，香港和内地分别降至17%和18%。若扣除资产折旧，欧洲上半年净利润是香港的2.4倍。当然不可否认这其中本身有业务重心西迁带来的影响，然而其中欧洲本身的投资价值也开始逐渐显现。
再以资本开支为例，和黄前6个月共计支出110亿港元，投到欧洲地区的就有76亿港元，占比高达七成。期内，香港与内地合共14.3亿港元，甚至还不如亚洲其他地区的开支。须知资本开支的高低决定了公司资源投放的优先顺序，李嘉诚宁可忍受连续8年的亏损也要继续投资欧洲3G业务，这本身已充分证明了欧洲在他心中的地位。
再重新返回头来看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双生子的关系—政治因素必然影响经济方向，而同样的即使再纯粹的经济手法也将对政治本身构成影响。李嘉诚的资产西迁可以看做是政策方向打压下的一个退让。然而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这样的举动其实却可以被当做李嘉诚等精英阶层的以退为进—商业行动其实可以成为狙击政治对手的利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由少数家族掌握经济命脉的非常特殊的地域。你的意见与我相左，那好，我不做生意，你也别想搞好经济。
大商家的大举迁徙也许足以导致构建在少数家族资本之上的香港经济发生质变，而这种质变中，就可以形成把任何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家拉下台的巨大动力。应该说，在曾经拥有区别于大陆地区的商业、政治历史的香港，其商业与政治活动本身也是密不可分的。（作者系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
(编辑:付筱婧)
作者：许一力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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