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传来噩耗：牛汉先生于2013年9月29日早7点30分不幸逝世，享年90岁。震惊中，写下两个句子：华南虎冲出藩篱呼啸而去，汗血马完成他的跋涉。华南虎、汗血马都是他诗文中的意象，也是他精神气质的外化。藩篱，不够准确，应是牢笼，在过去是政治的牢笼，近一二年是身体老迈，曾经那么高大的一个人伛偻困于轮椅的牢笼。而他的回忆录，书名是《我仍在苦苦跋涉》。
没有什么预兆，牛汉先生走得很突然，也很平静。回想那两天正为五卷本《牛汉诗文集》评奖整理材料、请专家写推荐意见。这是在他生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90岁，也算是高龄了，更何况先生一生磨难颇多，负重跋涉得辛苦，活到90岁也是一种胜利。但脑海中还是不断回放半年前带给他一本《老藤椅 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时，对他说：比起108岁的周先生，您还年轻呢！那时牛汉先生笑呵呵的样子。难过，难过。
一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热情与活力。言语、思想、动作、神情，都没有老态。70岁还骑车到单位来，有时在小街遇见，他就停下自行车，两条长腿撑着地，笑呵呵地坐在他的“坐骑”上聊两句。姿势还像个小青年，潇洒极了。
牛汉先生没有暮气。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热情的生命突然被冻结，二十年后一旦冰释，即从年轻状态开始他的新生。他的70岁，也许心理年龄还不到50岁。他曾自称“热血老年”。
他在办公室里把同事的胖婴儿高高举起，大声赞美：真结实！健壮！美！人人都感染到诗人的热情和人格魅力。
提起诗人，人们印象中多半是忧郁的，纤弱的，神经质的，阴柔的，牛汉却正好相反，他深沉，宽广，热情而有力量。上世纪90年代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牛汉深沉而平静地讲他这个人和他的诗；食指朗诵诗时还攥着拳头、仿佛在干着一件“力气活儿”，这两位诗人都很阳刚。
二
他弯着腰看桌上一个塑像。凑过去看，是他的半身像，雕塑家刚刚给他送来的。他端详、审视他自己的雕像，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赧然，问我：像吗？
像与不像，牛汉先生已然是文学史上人物，出版史上人物，当代史上人物。
这个生命如此丰富、宽广—他接受五四民主、科学精神滋养与启迪，投身抗日斗争，亲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国大典前夕，他奉命打扫天安门城楼，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亲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没料到，千年封建遗毒远比天安门城楼要难清扫得多。他罹冤狱、熬过漫长的贱民生涯，因此更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更迫切、更积极地投入工作，直面历史黑暗，不妥协、不通融、不含糊。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血是热的。
三
他是著名诗人，任时间淘洗，中国诗歌史上也会留下他的诗篇。还有他的散文，他晚年的创制，绝不同于一般老文人因为精力不济写不动小说、诗歌才转而散文。《滹沱河和我》、《童年牧歌》，几乎篇篇是精品、美文。
他的散文情感深挚动人。那些乡村人物—祖母、父亲、母亲、宝大娘、秃手伯、小栽根儿、王恒德……在他的描摹中各自生动、焕发着人性光芒。他的温热的笔触，细致地抚过故乡的绵绵土、甜根苗、石头、高粱、灯笼红、枣，还有风筝、柳笛、海琴以及钟声……于是他的故乡就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散文中，被读者细细阅读、沉醉其中并勾起他们悠远的乡愁。他的散文将童年和故乡点化成艺术境界，如同鲁迅的绍兴、郁达夫的江南、徐志摩的康桥、沈从文的湘西、丰子恺的缘缘堂那样的。
牛汉散文写乡土、接地气，却不土气，精神和语词都是现代的、诗性的。他并不刻意追求所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没有士大夫气，也没有学究气，却明显见出他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和修养。
他小时喜欢用黏土捏塑人像、动物，发现一脉深红色黏土，就带着镐头去挖，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他散文的语言就是如此质朴优美，随时令人惊艳！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这样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文体家”。被称为“文体家”的作家不多，但我觉得他算得上一个。
牛汉的诗名太响，多少遮蔽了他的散文成就。须知牛汉是诗人，同时也是可以与现、当代那些著名散文家站在一个行列中的散文大家。不信你读。
四
他的生命的光华闪耀在他的诗文里，也投射到编辑工作中。
1953年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深得冯雪峰社长器重。雪峰带着他去文化部开会，周扬来了，雪峰就走，大衣都忘了拿。会后，周扬就故意大声说：牛汉，别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带回去。
“文革”前，尽管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左”，牛汉还是编出《艾青诗选》、《殷夫诗选》等书，《保卫延安》也是雪峰交给他担任责编。而“文革”后，他办了两个著名期刊：《新文学史料》、《中国》（协助丁玲办《中国》，任执行副主编）。
“文革”后在出版社他与聂绀弩比较亲近，他称呼他“老聂”，老聂则率意地称他“牛兄”、“老牛”、“小牛”、“大牛”。老聂晚年对牛汉说：算一算，当年鲁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风分子”和“右派”！
办《新文学史料》即是对历史的探寻。《新文学史料》自1978年筹办至今，从组稿编辑，到1983年至1997年任主编，1998年后担任顾问，牛汉先生始终在这里。经他组稿发表的作家回忆文章太多了，萧军、沈从文、叶圣陶、丁玲、施蛰存、赵家璧、卞之琳、周扬、夏衍、赵清阁……整个新文学史上的作家，那时健在的，几乎都在刊物上发过文章，真是星光灿烂。胡风还没有彻底平反，《新文学史料》就敢于发表他的带有抗辩色彩的文章；正视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是这个刊物的宗旨；它不仅刊发左翼作家文章，也兼收并包刊登当时被认为是立场偏右的、甚至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史料，没有门户之见，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完整全面地展现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丰富多元的生态体系。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新文学史料》为经过“文革”摧残凋敝的中国文学沟通久已湮没的新文学源流、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尽了力、发挥了作用的。也因此，这本刊物至今仍是深受作家、读者喜爱的名牌期刊。可以说，牛汉先生塑造了《新文学史料》的品质：深沉，质朴，大气，敢于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
曾有幸跟随牛汉先生到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家里组稿，看他弯下高大身躯，蹲在端木先生的身旁，说，写写回忆录吧，写写萧红吧；也曾反复琢磨过他写给女作家赵清阁的约稿信，那么恳挚，那么得体，透着对她的了解，约稿也是一种艺术啊。近些年来我主持《新文学史料》工作，更是得到他的指点和鼓励，特别是他对于大是大非问题的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对于文学史上作家的臧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困惑时向他求教，软弱时从他汲取一点力量。现在，大树倒下了。我痛感失去庇护和依傍。
五
作为第一个被逮捕的“胡风分子”，牛汉后来琢磨有关部门可能是希望他能揭发胡风。
牛汉解放前与胡风没见过面，解放后胡风帮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采色的生活》，才见面、通信。当时围绕在胡风身边的作家、文学青年很多，牛汉一个月往胡家跑两三回，遇到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韬等人，据说还有更亲近的人和胡风另有约会时间。胡风三十万言书，牛汉没有参与。牛汉当时希望多谈诗创作得失，少谈政治。但当时胡风所受的政治压力是周围人都有感知的。一次聚会，芦甸愤然不平，说：“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胡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牛汉心里不以为然。几分钟后借故退席了。
这个举动可能有人汇报上去了，所以第一个抓他，希望他揭发。但牛汉没有揭发谁。他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为胡风辩护，说胡风的问题只是文艺思想问题，没说完就被人推下去。那时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了。
胡风去世前有这样的评价：牛汉是个可信赖的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这样的评价，对于从那个政治运动频繁、揭发检举小报告盛行的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是很高的褒奖。细细推研，同时期那些人物没几个担得起。
而牛汉在晚年这样评价胡风：胡风在中国是一个大形象。在我心目中，半个多世纪来，他的存在，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一连用了六个“大”。
1978年他从萧军处得到胡风在成都的通信地址，就把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寄给胡风。胡风收到后立即回信。
六
牛汉是一个诚挚的人，真诚严肃地生活，无视教条，不苟且，不逃避，不游戏人生。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跋涉必定艰苦，但终会得到诚实的生命丰收的果实。
他不吸烟，不饮酒，晚年喜欢吃甜食，吃糖。他说他一辈子没写过一首甜蜜的诗，不是不想写。他的生活中甜蜜太少，苦涩太多。流亡，监禁，受审查，劳动改造……他在干校什么重活都干过。拉大车，像牲口一样，躬身前行，绳套勒进肩背皮肉，所以他感恩车前草。曝晒一夏，他曾从自己脊背上揭下一大张薄薄的透明的人皮！诗人臧克家曾赞美干校是圣地，牛汉说，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在绝望的时候，诗拯救了他。干校一带的野山沼泽，那里的树、树的根、湖、鹰、云雀、温泉，都参与了他的生命重塑。那个过程必似经过炼狱，生命经由粉身碎骨而解脱，亦犹如游历童话奇境，身心单纯素白，处处感动于大自然的神迹；是如屈原在汨罗江畔的奔走号呼“天问”，不同的是，屈子走不出楚王的领地、投江，牛汉却在最屈辱绝望的时候，获得精神的解放、自由。他最好的诗与文都是在此时孕育的。诗文即人。
七
曾有人说，活着时，诗以诗人的命运为其命运，诗人死后却是以诗为其命运。这样，真正的诗人因诗文不朽而得到永生。
牛汉先生走了，他的诗文还在，这是我们的安慰。
（写于牛汉先生逝后第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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