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思想市场是中国改革绕不开的坎

　　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和工业革命前不同，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看，都是拜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所赐。因此，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以知识创新为基础。

　　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和工业革命前不同，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看，都是拜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所赐。因此，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以知识创新为基础。

　　思想市场是一个针对知识而言的要素市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把市场力量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是源于对市场本身的误解，它狭隘地理解市场，把市场和金钱画上等号。其实市场是多样的，很多市场不靠金钱投票。市场的本质是鼓励多元化和异质性。

　　科斯生前一直看好中国，坚信“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但中国靠什么而奋斗？唯有知识创新才能担此重负。思想市场是中国改革绕不开的坎。

　　中国改革是一个典型的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内生型制度变迁。其一，虽然改革和开放几乎同步，尤其是西方科技、资本、管理方法和市场对推动改革功不可没，但中国改革的原动力是内生的，改革的目标也不是从外引入或由外部力量强加的。而且，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演变。改革中的新兴力量，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改革一次次推向新的起跑线，从而开拓新的改革空间，孕育新的改革力量。其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然举足轻重，政经界线仍然不明，市场也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管制，但是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它是体制内外力量共同努力，交错影响的结果。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逐步释放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把经济从政治权力圈和意识形态网中解放出来，让经济的自行规律在神州大地畅行。

　　内生型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催化剂是观念、思想和知识。在改革之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习惯了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生活的国人来说，不啻于一次“思想大解放”。这场全民参与的争论破除了意识形态对思想的钳制，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后面的改革不仅寸步难行，而且不可想像。在改革的第二个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搁置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控制，为民营企业打造合法的生存空间，把改革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一旦国人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知识的贫乏，包括市场经济的种种制度知识和工业化所需的技术知识，便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制约条件，而打破这个发展瓶颈的是区域竞争。由于经济分权，区域竞争的一个关键副产品是提高了发现和传播知识的速度。

　　为什么新的思想和知识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引发内生型制度变迁呢？这要从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说起。在早期人类社会，知识就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狩猎和采摘社会，基本的地方知识—如何捕获猎物、什么样的野果可食、何处有饮用水、如何保存食物以及怎样逃避天敌等等，这些是生存的必须。我们可以断言，知识的积累和使用一定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一个重要演化优势。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爆炸性增长。与地方知识不同，科学和技术在时间和空间纬度上都有较大的普适性。简而言之，科学包括有关现实的经验知识和对现实的理论解释，这个现实可能是物理世界（宇宙），也可能是生物世界（生命），或是人类社会。科学试图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是什么，它如何运行以及背后的为什么。而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它既包括智能手机、抗菌素，也包括公共政策和法律。

　　根据所涉及的对象，科学一般分为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有同样的普适性，每一门科学的普适性取决于其理论解释的参透力。目前来看，物理科学知识具有最高的普适性，而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适性较低，生命科学知识居其中。

　　物理科学和技术，从钟表到卫星，对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难怪西哲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物理科学及其在科技方面的应用。自从上世纪中叶DNA被发现之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大有赶超物理科学之势。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进步缓慢。经济学虽然自诩是社会科学的皇冠，但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踯躅不前。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在今天的大学经济学课堂，老师仍可沿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做教材，不会妨碍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传授给学生；但是没有生物学老师可以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讲授现代生物学，更没有物理学老师用牛顿的著作给学生传授现代物理学。现代生物学已经超越了达尔文，现代物理学更超越了牛顿，而现今的经济学仍没有走出亚当·斯密的影子。社会科学发展如此迟缓，以至于人们产生种种误解。其中一个最通常的表现是漠视社会科学，无视经济规律，甚至完全否认社会价值和政治理想的普适性。这样的恶果是社会科学泛政治化，导致强权即真理。教皇或者国王僭越职分，自封为知识的权威，以一己之好取代学术争鸣。这无疑给社会科学的发展雪上加霜。

　　没有人怀疑，在我们今天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动力。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和工业革命前不同，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看，都是拜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所赐。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物质和能量守恒，唯一可以无止境增长的是知识。因此，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以知识创新为基础。除知识之外，经济生产当然也离不开其他生产要素，譬如资本、土地及人才资源。但是，知识决定了这些要素的生产率。市场经济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自由、统一的产品市场是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致力于产品开发，赢得顾客青睐，从而才能生存。而开放的要素市场一方面促进生产要素合理使用，一方面保障企业的优胜劣汰；在产品市场上胜出的企业能够获得其所需的各种要素，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思想市场是一个针对知识而言的要素市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知识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只能靠政府提供，而不能倚靠市场，从而否定思想市场的可能。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且不争论知识是否是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一定只能靠政府吗？科斯关于灯塔的著名研究以及中国高速公路的实例都提供了否定答案。这种观点的最大误区是把市场力量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认定国家是知识生产的不二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受国家垄断的情况比比皆是。没有市场竞争，这些国家虽然重视教育上的投资，但投入产出比很低。

　　出于另一种误解，不少人认为思想和市场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认为在思想领域，追求的目标是真理，而市场是逐利场所，思想怎么能交给市场呢？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理论支撑，这种观点不仅很有市场，而且根深蒂固。这是源于对市场本身的误解，它狭隘地理解市场，把市场和金钱画上等号。其实市场是多样的，很多市场不靠金钱投票。市场的本质是鼓励多元化和异质性。

　　由于各种历史误读和现实误判，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致命软肋。我们可以从一个大家熟知的现象以管窥豹。一般而言，企业的生存之道首先是考虑在知识上胜出对手，即以产品创新吸引顾客而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在知识上的选择必先于生产过程—企业在生产之前必须首先决定生产什么，而生产什么首先是一个知识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完全矮化成一个车间，他们倚靠海外订单生产，不涉足任何非生产环节，从产品设计到市场营销都拱手让人。在制造业里，众所周知，生产是一个利润薄、能耗高、污染重、附加值低的环节。中国企业却乐此不疲，为什么？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他们何以在产品市场上与先进之邦的企业抗衡？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看重思想市场。我们纪念孔子是因为他开风气之先，把官墙之内的学问民间化，有教无类，广开民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等古训大家至今耳熟能详，无不为其背后的智慧所深深折服。中国传统智慧“实事求是”，是我们前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另一个传统智慧，思想市场，应该是我们下一轮改革的指明灯。科斯生前一直看好中国，坚信“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但中国靠什么而奋斗？唯有知识创新才能担此重负。思想市场是中国改革绕不开的坎。

　　（作者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助手，并与其共同完成《变革中国》。现任美国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