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关门成为美国政坛中心问题之前，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统奥巴马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上。事实上，任命副主席珍妮特·耶伦继任本·伯南克凸显出一个要点：这个曾经只有书呆子经济学家才感兴趣的技术性任命如今成了政治紧张局面的主要原因，不但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形成分歧（要达到这个目的花不了多少力气），还造成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
有趣的是，争论点不在于候选人对通货膨胀的立场，而在于候选人对银行监管的立场。为何美联储主席的职位变得如此具有政治重要性？为什么美国参议员们（奥巴马的任命需要他们的批准）对银行监管的兴趣胜过通货膨胀？
这些变化只不过是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伯南克所采取的克服危机的政策的后果。为了把金融系统救出崩溃—以及在随后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政策：近零利率、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向银行准备金付息，等等。这些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造成了巨大的分配效应，影响着从小储户到银行，从资不抵债的屋主到富得流油的投资者，从退休金领取者到金融家的所有人。
这一分配效应促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最优央行治理问题。这个问题的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对付高通胀而出现的强大教条：中央银行应该独立于政治体系。
彼时，固定利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让央行承受了政治压力—采取更为扩张的政策，甚至为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种不当干涉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72年总统选战期间尼克松施压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Arthur Burns）放松信用条件。
从长期看，这种压力有损于实施这一压力的政客的信誉。因此，央行中央银行纷纷修改章程以确保获得相对于政府的更大的独立性。欧洲央行的治理框架便是这一观念的模范。
但政治独立性可能导致无从政治问责。事实亦是如此。摆脱了政治压力的央行行长们成了思维俘虏，这是因为“女为悦己者容”乃是人之常情，而对于央行行长，“悦己者”就是银行家和银行学者。前美联储主席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有句名言，美联储的职责是在工资增长开始快于生产率的时候“釜底抽薪”，若是如此，则作为思维俘虏并无大碍：央行行长不会花时间和工人和工会领袖打成一片。
但是，在20世纪末，央行行长的职责开始发生变化。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抑制了工资和消费物价。于是，“釜底抽薪”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消费物价的飙升，而是资产价格的剧增。但是，此时成为思维俘虏就成了严重的问题。
1996年，在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投资者可能正在遭遇“非理性繁荣”时，他受到了猛烈抨击，这使得他再也不敢释放类似的言论，即使是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央行行长不太可能对金融部门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得丰厚利润视而不见。即使美联储主席（如伯南克）并非来自金融界，其知识面（以及出席的会议）也与银行家并无不同。
好像成为思维俘虏还不够似的，这一问题在美国因为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过时治理而被放大了。地区联储主席由代表当地商界（特别是当地银行界）的理事会选出。纽约联储理事会简直就是银行家俱乐部。这些官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衣食住行都是银行家式的，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会独立于银行家吗？
既然奥巴马任命了耶伦，我们就应该把注意力转向这一问题。政治压力是解决银行家压力的唯一办法。无论哪种压力过大都会把美联储引向错误的方向。但如今，在政治独立性让中央银行成为思维俘虏的三十年后，我们需要来一点再平衡。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和企业家精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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