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传统城镇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必须走适合国情的城镇化道路。”10月1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2013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公开表示，中国城镇化应该分为三部分：老城区改革+新城区的规划+新社区的建设与转化，这种模式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就地城镇化”。
在此次论坛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和公共资源均衡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厉以宁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发展转型与体制新型双重转型的特征，因此城市化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要破除实施已长达50年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
何谓“就地城镇化”
在厉以宁看来，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
“由于工业企业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这些年在老城区推行的退二进三可以消除污染，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到老的文化遗址的保护。”厉以宁指出。
他认为，在老城区改造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棚户区拆迁的问题，一般是把新城区建设、招商引资和老城区改造三者结合在一起，重新规划。
相比老城区，新城区无论是在原来的空旷地带建立起来的，还是以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其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包袱比老城区要少一些。“对新城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工业企业近园区。”厉以宁指出。
在厉以宁看来，新城区的规划非常重要，要有人气，不能只是产业园区，不能晚上就变成了“空城”。新区要有常住的居民，无论是原来的农村居民或者镇上有农村户籍的个体工商户等，再加上新建的工业企业职工，所以城区规划除了工业园区外，还应有商业区、服务区和居民区。
新型城镇化更大的挑战来自新农村建设。“通过园林化、循环经济的推广、公共服务到位和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和民主管理制度，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向新社区转变，农村新社区就成为城市的一种基层单位，也就纳入了城镇化。”厉以宁解释，当城乡居民实现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的目标之后，就可以把“农村新社区”改称为“新社区”了，前面不必再加上“农村”二字。
厉以宁介绍，去年年底，他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到浙江杭州、嘉兴和湖州所辖的一些县进行考察。在嘉兴的平湖和湖州的安吉两个县，农民向他们反映：农村的水、电、路、学校、医院、社区服务，同城里差不多一样多了，有些家庭近距离的搬家，是大家情愿的，生活过得好。这就是“就地城镇化”的例证。
“新社区建设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项创新。”厉以宁强调，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区域的新社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不但可以解决本地农民城镇化的问题，还可以吸引外地农民前来，因为这里就业机会多，收入也多。
户籍改革应渐进
厉以宁指出，在城镇化的体制转型任务中，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尤为重要，一定要把城乡户籍的二元化改为城乡户籍的一元化。
在厉以宁看来，目前将户籍由双轨并为单轨的条件并不成熟。哪些城市先进行户籍改革，哪些城市后进行户籍改革，这些都可以根据地方财政状况、农民进城的安置情况、就业前景、公共服务建设的进展而定。
他建议， 城乡一体化要走一条稳妥的道路，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只会使社会动荡，无助于城镇化的有序进行。具体路径上，应坚持新社区先行，中小城市次之，大城市再次，特大型城市最后，“水到渠成”，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户籍一元化的基本途径。
他进一步建议，在大城市可以先尝试“积分入户”的做法。如现在的上海，以前大量农民工在上海工作几十年入不了上海户籍，学生上不了公立学校，而周边省份都在发展，技术工人很抢手，积分入户就可以将不少这类人群留下。
同时，多位与会者强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破除城乡二元对立的重要内容。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指出，“城乡二元体制下，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带有特别明显的城市偏好，城乡居民所享受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异。”。
他建议，国家应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领域、向农村分配倾斜，明确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点任务和方向，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作者：王尔德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