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曾有传闻说惠誉决定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导致了美元的暴跌和黄金秒涨3%的走势,后来又出来一个很相似的事件,不过评级机构变成了中国的大公,而下调评级也从谣传变成了事实。
大家很重视这件事,理论上说,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若中国慎重对待美此次评级下
调,可能会采取相应行动通过廉价出清美国债的方式削减所持的份额。
所谓的主权评级,说白了就是体现一国偿债意愿和能力,有能力偿债那么评级就高,反之则会被下调。当然影响主权评级的内容很广,一般评级机构要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众所周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是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然而大公何许人也,其评级变动引发的国际资本市场巨震是否真的有说服力呢?
细数下来,大公国际并非是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表现其评级的眼光。早在2011年8月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前两天,大公国际就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提前对美债危机进行了警示。就在次日,美国股市出现“雷曼式”暴跌,道指收盘重挫512点,跌幅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之最。从中可以窥见大公国际的市场影响力。
再找找资料能看到,大公本身的评级也不仅仅指向美国。欧债危机前,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信用风险,大公同样早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各国主权评级,而随后这些国家债务危机逐一爆发,为大公国际增分不少。
对大公国际的看法是这样的:对国际的评级靠谱,但比如备受诟病的国内相关企业的债务评级上,大公显然有悖于市场普遍的看法。
想当年2011年大公对于铁道部债务给出的信用评级。那一年的8月份,铁道部招标发行200亿元人民币的90天超短期融资券,这并不是铁道部第一次发债。但对于当时负面消息不断—比如甬温线事故和高企的资产负债率。国内舆论对于铁道部的融资行为都表示一定的负面情绪。然而大公国际仍给予其AAA级信用评级,引来国内舆论一片哗然。
这个高度评级的真正问题在于,大公国际在相关报告中,对中国本外币给出的信用评级为AA+。这意味着,铁道部信用评级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家信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按照大公的解释本身,铁道部债务是有国家兜底的。不过这样的解释是有很大争议的:即使有国家兜底,那么类似的政府债信用也不可能高于国家信用水平。而如果是企业债,那么作为资产负债率如此之高的央企,就更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评级水平。
我们对大公国际另一方面的纠结是:大公国际对城投债的偏好。同样在2011年,在经历了当年4月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违约事件”之后,6月29日,另一家云南省政府的独资平台公司云投集团主体信用评级,被大公国际从AA上调至AA+。还有一件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在随后7月,城投债遭遇信任危机。但大公国际却逆势于7月5日、8日连续上调“10辽源债”和“10津海泰债”的主体评级,由此前的A+和AA被上调为AA-和AA+。
看来大公国际显然有着对外公正对内糊涂的一贯传统。须知在当年的7月,中国债市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恐慌的局面。从城投债违约这个罪魁祸首开始,债务风险蔓延到更多的企业信用债,然后到可转债,再到铁道债,连国债、政策性金融债这些“黄金品种”都未能幸免。
具体资料来看,当时,1050只企业债中有380只出现下跌,其中很多只的跌幅在7%以上。中金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也用了“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来形容7月下旬债市的暴跌情况。在这段期间,往往一两手的成交量,就能让上交所某只债券暴跌超过5%。7月12日,由于认购不足,财政部代发的3年期、5年期地方政府债券不但票面利率纷纷上行—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才有人买,甚至3年期债券认购还出现了去年地方债合并发行以来的首次流标—直接没人敢买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公国际对于城投债和铁道部企业债评级的连续逆势而为显然应该是超出经济领域本身,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救市行为。这种颇有民族英雄色彩的行为本身,从相关企业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相应的端倪—大公国际一直在不断强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战略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建设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这就引发一个思考:对于一个力求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公信力的评级企业来说,过于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真的合适吗?
这种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客观来说,评级机构本身就该是百分之百的商业活动,不应赋予民族和国家主权功能。
然而事实上,这种情绪显然是无法避免的。
就拿美国来说,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都是华尔街产物,垄断着世界金融风向,其中,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国家化的部分。比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就一直有声音说,三大评级机构的降级是受到美国政府的意识参与。而此前,美国证交会不断拒绝其他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本身也体现了美国对于评级机构的垄断,担心其他非美国本土的评级机构发出不同的信息、声音。
从这个角度来说,多样化的声音是需要的,政治如此,经济也是如此。2002年时,穆迪曾向大公国际提供入股的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评级机构对于大公的认可—但“出于信用评级对国家安全性的认识”,大公CEO关建中放弃了合资。
我们并不是单纯的批评或者支持任何一种做法。只不过,从多样化的角度来说,中国需要大公这样的民族化评级机构,同样需要中立的甚至是对立的评级机构,只有更加丰富的舆论导向,才能真正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真实情况。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作者系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
(编辑:付筱婧)
作者:许一力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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