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5年8月从华盛顿大学回来以后就不再研究制度了，开始通过一些主流方法和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即使现在不做制度和产权研究，我仍然认为科斯是个制度经济学的大师。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不是出大楼的地方，是出大师的地方。可是大师的问题现在越来越难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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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科学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化了，人才的培养模式也不同。所有的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发展模式都是以“为什么”（why）而不是“怎么样”（how）开始的，理论的发展和概念的出现都是回答“为什么”而不是回答“怎么办”的。按照这个标准，科斯是大师，张五常也应该算大师，但是这之后有哪些人可以称得上“大师”？经济学进入课堂，进入大学的课程表，走入职业化，是我们的培养模式。我们现在培养的经济学人，银行需要、政府需要、投行需要，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多技术和统计的分析。可是，现在大家关心的经济学问题是什么？还有吗？我们现在的教学也不是问题导向，而是技术导向的。我们不再去问为什么，我们只问怎么办，我们教会学生如何处理这个变量和那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跑一个回归就知道什么关系了，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基本上现在的经济学人就是做这样的工作，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已。这跟早期的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学跟物理学一样，都是在做技术训练，在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时代在变。在今天的状况下，科斯和张五常的研究就显得非常传统，但也有巨大的意义了。张五常始终对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感兴趣，他始终要问为什么，而且他始终想从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和概念中去寻求答案。这是了不起的。我们更多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更关注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什么关系，经济发展是不是需要金融的自由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等等这样的问题；或者干脆研究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什么样的政策是我们需要的。但张五常是在解释中国这30年为什么会这样，不仅如此，他发展的经济解释当中始终充满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大家现在讲宏观经济学会讲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早期的思想其实也是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延伸，还是古典的价格论。上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经济学家深受古典的价格论的影响，价格论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对他们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家，包括对张五常都有重要的影响，反过来他们也传承和延续了古典经济学的那个范式，用价格、竞争、均衡来解释经济问题，构造解释性的理论，所以不需要发展什么技术。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学慢慢走向所谓主流，基本上沿着技术开发的路子在发展，大家更多的工作放在发展技术上面，特别是随着计量经济学获得突破性进展，大家开始用技术去度量很多不能度量的东西，然后用计量的手段观察度量出来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面发表的很多文章，看上去会觉得是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我们复旦大学医学院发表的很多文章也可以拿给研究经济学的学生去看，跟经济学研究的东西类似，包括讨论股市的变化对心脏病的发病率有什么影响，都是经济学的标准论文。我不知道这是正道还是歧途。
杨振宁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说他可以和数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坐下来讨论问题，因为物理学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不能解释清楚，或许能帮助解释的就是哲学和宗教。所以他说，物理研究到极致变数学，数学研究到极致变哲学，哲学研究到极致变宗教。
我认为这是科学最重要的古典传统。物理学能够解释世界的是很小一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学现在能够解释的现象也是很小部分，有大量的是未知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斯的传统不会消亡，因为我们需要在未知世界里面找到答案，这些不是跑回归可以跑出来的，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几年前张五常基于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写了一本《中国的经济制度》，引来国内诸多批评，我写了一篇正面的文章作为回应。
张五常的这本书发展了一个关于合约结构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在政府只给予人们对要素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的条件下实现总量的增长和资源配置的持续改善。基于对中国的观察，张五常始终觉得科斯的产权理论到了中国就绕不开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这个现实，因此他就在合约结构问题上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拓展和突破，而且他的确认为中国两权分离的试验是对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在理论上给予很好的解释。所以我认为他做了很好的工作，解释了中国经济30年的成就怎么来的。而国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制度怎么改革，这与张五常讨论的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对话的基础不存在。
从经济学的古典传统角度来讲，大师应该能够观察重要的现象，去考虑为什么，如何在经济学的范畴里发展出新的解释来。这个传统在我们这里快丢尽了，非常可惜。过去我们一直说，我们的时代是经济转型的时代，是出经济理论的时代，事实却并非如此。
希望有人可以继承原来的好传统，真正去挖掘未知世界的东西，通过观察来拓展和创新理论。大家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原创性的理论工作。起码，我们要守住这个传统，这点本身就有历史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科斯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原文出自《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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