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与兵
李冬君
曾国藩办团练，没想到，他在体制外练成了一支新军。体制内的绿营兵，眼看着新军起来取代他们，愤愤不平。曾氏本来就主张裁营兵，皇上也赞成，只因用兵之际不宜裁军，就放下了。
裁营兵不如练新军，新军自有新气象，曾氏治军和练兵，都抓得很紧。为练新军，他专折奏保破格提拔参将塔齐布。称，如果此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可以将他一起治罪。塔本满人，又是官军，为人颇有血性，故曾氏选他为搭档之人。又附片特参副将清德，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请从重治罪。疏入，奉上谕：塔齐布着赏给副将衔，清德着革职拿问。
当时，湖南调各路兵勇防守省城，塔齐布每日抽调操阅，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几无一日歇息，提督鲍起豹不满意。有提督撑腰，营兵都埋怨塔氏，不时发生争执。
曾氏回藉省亲，家居数日，就发生了营兵与湘勇械斗之事，他棍责湘勇以息事，可营兵仍不罢休，又挑起械斗，将事态扩大。他请提督鲍起豹以军法处置，鲍却反在暗中怂恿，使营兵愈发嚣张起来，竟然抄家伙到参将署，要害塔齐布，塔本人躲开，营兵就将他家砸了。
这还不够，便向曾氏大哗，骆秉章出来训斥，才离去。人谓曾氏，何不向朝廷据实参之，他说，我不能为国家弭乱，反以琐事上奏，于心未安也。为练新军，他得忍。营兵骚扰，他要忍。朝廷猜忌，他更要忍，不但要忍，还要心悦诚服无条件地接受，使猜忌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朝廷越是依靠他，越要拿捏他，拿起又放下，几上几下，实在忍不住了，他就思忖着回家。做京官时，皇上对他并不小气，还可以说是格外开恩，那时他上奏折，皇上对他只论是非，可自他奉旨团练，皇上就不光论是非，还要算利害，不光有信任，还要有猜忌了，猜忌有个人问题，更有制度上的考虑。一般来说，能接受制度化的猜忌，才能成为王朝重器，才会被王权授信，做封疆大吏。郭嵩焘难受猜忌，故做官老是半吊子。而曾氏惟其能忍，故不可及。
塔齐布是他提拔起来的，本来是他的助手，可朝廷偏要把塔放到他头上去。为此，还找个由头将他革职，与那个只会打架、不会打仗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一起革职，多少有那么点羞辱之意，再命塔为提督，与他“共办一事”，显然，这样安排，是分而治之。
曾氏民间起兵，练成体制外新军，并不是万不得已，朝廷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要加强控制，恐有不测风云起于肺腑、生于肘腋……当时朝廷最害怕的，是起来造反的太平军。最担心的，便是这支体制外突然崛起的新军。朝廷信任的还是它自己的军队，尽管无能，还得依靠，惟其无能，所以放心，亦因其无能，而一败再败于太平军。故欲灭粤匪，必练新军，此为共识矣。
练新军，就要到民间去，在体制外练。曾氏深知，以王朝体制练新军，练出来的，还是绿营兵，只不过是绿营兵的扩军，不是新军。不练新军，何以讨粤匪？可练新军先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很难。可曾氏的功夫并不在用兵，若论用兵，一时之杰如石达开和左宗棠，都比他强，他的厉害处，一是治军，当时只有他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军队来对付太平军，不是王朝绿营兵，而是圣人子弟兵。“圣人子弟兵”如何练成？曾氏以理学修身，以讲学治军，以书生领山农，都是子弟和乡亲，耕读合一，耕战合一，把书院开在兵营里，战士都唱《爱民歌》，都做“圣人子弟兵”。
惟有圣人子弟兵才能打败太平军，惟有文化中国才能战胜“拜上帝会”。面对粤匪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号召国人起来救亡。这里的救亡不是救王朝，而是救天下，救自三代以来历尽千年维系天理人伦而被粤匪摧毁之纲常名教，救无数以仁人之心、义士之魂化而为之且由人民普遍信仰却被粤匪打翻在地的千秋神祗，还田于农，还货于商，还父母于人伦，还诗书于江山，还孔孟于中国……如此救世军，当然是圣人子弟兵！听啊听：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从头听到尾：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有了这样的圣人子弟兵，胜敌不难自胜难，最难难在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
一支体制外的军队，如何能让皇上心安？你越唱救亡高调，越打文化中国牌，朝廷就越别扭，因为这表明，朝廷的体制已老朽，朝廷的资源已枯竭了，仅靠朝廷本身还难以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心情不言自明，事实亦昭然若揭，而曾氏的高明在于，他能把事实倒过来说，本来是动员天下救王朝，他说是天子以王朝救中国，这一倒转，朝廷就为他的新军过关开绿灯了—无论新军或营兵都是“官兵”。
虽然过了关，都叫“官兵”了，但折腾还是难免，整顿更是必然，尤其在到底以新军民兵为主还是以老军营兵为主孰轻孰重等问题上，皇上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样的军队究竟怎样？团练历代皆有，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讲学不算什么，可在军营里讲学，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却从未有过。
更何况曾氏拿定主意，必行必果，至少有两次，不管朝廷怎么催，皇上怎么说，他依然故我。一次是从湖南出兵，曾氏船炮未备，决不出兵。还有一次，他坚决回籍守制，不管皇上怎么劝说，什么“移忠为孝”、“经权并用”了，该说的都说了，他仍要回籍守制—要“经”不要“权”。
别人可“权”，他不可“权”，他知道，只要他捍卫名教，他的将士就会捍卫他；他要是以朝廷的名义“权”了名教，他的将士也会以朝廷的名义“权”了他。因此，“权”不可用。
当然，皇上也没少拿捏他，不光用塔齐布来挤压他，打了胜仗，领赏，朝廷将塔的名字放在他前面，打了败仗，他去作检讨，受处分。好在，塔愿与他同生死，共进退。他打下武昌，皇上一高兴，就命他为湖北巡抚，但后来听了内外有别的劝告，旋即反悔，拿了他的头衔转给别人，让他到前线打硬仗，派官军跟在他后面督战收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他忍不住了，一股南蛮子脾气发作，要回家。
皇上不光从外部限制他，还从内部分解他，不久，他的朋友胡林翼，被朝廷授了湖北巡抚衔，他没意见，可连他的老部下李续宾、李孟群都分别授予了浙江巡抚和安徽巡抚的实衔，而他还在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他也没意见，可再呆下去，就是恋栈了，他不怕死，不要钱，不要官，想退。
这时，从家里传来了噩耗，他父亲竹亭公去世。闻讣，即奏请以丁忧开缺，自称：我自任官职以来，二十余年，没有一日能够奉养亲闱。前此母丧，我戴孝从戎，此次父丧，我又未能送终。历军营数载，功寡而过多，在国，我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我是百身莫赎的罪人。
皇上见了他的奏折，赏假三个月，赏银四百两，以示体恤。不久，他以假期将满，启奏皇上，恳请终制，曰：我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祖父母、父母先后去世。他们生前，我一天也没有奉养过他们，去世后，我又没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难安。皇上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可他还是坚持要守制，又具折奏请开兵部侍郎署缺，实在忍不住了，便向皇上沥陈这些年办事艰难竭蹶的情形，他说：我带的军队，都是临时招募的，朝廷没给编制，虽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将领在军中，权位不足以相辖，大小不足以相维。我居兵部堂官之位，而势权反不如一省提督。筹饷之事，都要经地方官手，我职在军旅，呼应不灵。我用的印鉴都是临时性的，换了好几次，每为州县猜疑。这些本来都是小事，可关系甚大。我名为统领，都是虚的，寄人篱下，又不会圆通，这样下去，我担心搞不好就要贻误大局。目下江西军势，若有意外，我自当请赴军营，不敢避难。若犹是平安之状，则由将军福兴，巡抚耆龄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我在籍守制，多数月，尽数月之心；多一年，尽一年之心。
他把话挑明了说到这份上，皇上也就不再客气了，谕曰：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该撂挑子。可你一再陈请，朕知你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你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现在江西军务，有杨载福统带，虽然不需要你前往，但湖南本藉贼氛未息，团练筹防，都很紧要。你负一乡重望，自当尽力，急思报称。
他领军五年，跋涉三省，经手钱粮，头绪繁多。既然自请开缺，当然要办好交接。交接时，涉及报销事宜，于是，奏称：我自领一军，越境剿贼，钱粮之事都是自理，用银渐多，历时又久，散漫难清。拟将水陆各军费用，分为数项，截清起讫，一并报销。所有经手人员，都是由我本人前后委派的，分处江、楚各省，等到江西军务要结束时，就请他们为我办理报销事宜，造好账册送户部。如有款目不符，要认赔追缴的，都由我来担当，与他们无关。他这样说话，一定有些心酸。
尽管他一肚子辛酸，可皇上却自有如意算盘：武昌早已收复，九江就在眼下，安庆指日可待，金陵还会远吗？何况金陵早已乱成了一锅粥，洪、杨内讧，杀来杀去，已是自作孽不可活了。你曾国藩不是要守“经”吗？那你就守着吧！等你守制期满，朕已平天下了。所以，当胡林翼建议尽快起用曾国藩时，皇上居然说道：“朕因该侍郎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是以令其暂守礼庐。”皇上觉得，不用他出山，也可以搞定。但是战局的发展，那会顺着皇上的如意算盘！不久，太平军反攻倒算，翻了盘。
官军无能，原以为桃子熟了赶快去摘，反被太平军击溃，皇上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将官军的血本赔光，这才懂得，要救亡，还要靠曾氏的圣人子弟兵。子弟兵，谁来领？皇上问手下，手下都装病，没人敢认领，最后异口同声，谁家的孩子谁来抱，谁家的军队谁来领，斯人不出，奈苍生何！
于是，曾氏出山，大权统揽，他以名教手筋，跟皇上扳手腕，汉人从此收复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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