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政府财税收入也随之大幅提高。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国家财政收入11.72万亿元。如果再往前推20年，从1992年到2012年，中央级财政累计完成财税收入超过36万亿元；而地方省市县各级财政收入总和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还不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其他政府性基金和社保基金收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如此巨额的公共资源如果分配公平正义，13亿人民的生活会得到巨大改善。
但现实状况是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导致的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产生腐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现行财税体制的缺陷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现代财税制度的逻辑来推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利用手中的公共资金，为民众提供各种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财政收支的大小多少取决于民众在特定期限的实际需要，按照这个需要来倒推应当征税多少、蛋糕该做多大。一些通过民主决策来决定财政支出的国家和地区，如果当年年底财政支出有节余，还会给民众“发红包”，体现的就是这种财税收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这样做的结果和好处是公共资源高效利用，税负合理，企业具有生机与活力，经济增长、就业充分；这种状况反过来充实税源，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当前我国财税收入的使用缺乏良好的决策机制，缺乏相当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致使财政支出的有效性不尽如人意。
一是由于各级政府机构臃肿以及行政支出无规范、无节制，政府一般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25%，比发达国家高出大约10个百分点，仅此一项一年就多支出约1万亿元，挥霍、浪费严重，比如百姓深恶痛绝的“三公”消费。
二是政府公共工程投资以及其他政府支出缺乏监管，资金流失和腐败十分严重。比如政府工程中虚假招标、幕后交易、收受回扣、以次充好等行为，导致财政资金流失以及大量豆腐渣工程产生。
三是由于前二者占用大量财政资金，导致政府对普通老百姓的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不足。由于公共资源没能公平分配，老百姓深感医疗、住房、教育“新三座大山”的压力；现在又加上养老、丧葬的压力。
总之，财政支出有效性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财政资金使用的天平向少数人倾斜，大部分民众享有的公共资源比较有限，这是加剧当前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推动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遏制腐败、扭转分配不公的现象，是当前应重点推进的一个改革领域。
首先，要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严明财政纪律。学者王小鲁等人认为，根据党政机关和其他公共部门支出的用途不同，可以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对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支出，应分别制定科学、刚性的支出标准，分渠道管理，禁止混用。这样做可以有效遏制机构膨胀和政府成本上升，同时也便于外部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依据，逐步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尤其要注意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全体公民中的公平分配。可以借鉴罗尔斯分配正义中的差异原则，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向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倾斜。
第三，建立健全政府建设投资和其他支出项目招投标制度和审计制度，相关政府账目应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此外，要运用利益制衡机制，开展外部监督，阻断利益关联。比如可以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对政府项目审核监督，必要时可以以其业务资质为担保。
最后，要实现“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必须健全财政支出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可以激活人大的预决算审批功能，落实人大审议批准以及修正和否决预算的权力。只有让人大管住国家的钱袋子，让纳税人的钱花在纳税人身上，中国才有可能从一个高税收的国家变为一个现代预算国家，为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教授）
(编辑:朱逸)
作者：蒋硕亮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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