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沃纳·辛恩：赞美债务上限

　　慕尼黑——

　　关于提高美国政府借贷限度的争论——谢天谢地，现在终于至少可以消停几个月了——凸显出国家负债过度带来的风险。如今，政府实际上运行着巨型的再分配机器，把钱从纳税者手里转移到受惠者和其他公共支出受益者手里。后者永远在索要更多，而前者急切地捍卫着自己的钱包。

　　最终，这一“再分配战争”的解决方案往往得从增加政府借贷中找。对如今的民主国家来说，最终必须通过纳税维持债务的人不能投票的事实使借钱成为走出政治混战的最为权宜的方法。

　　借钱的诱惑是不可阻挡的，如果可以认为负担能够转移给全体人口，而不是现在从低税收或高公共支出中获益的人的话。（比如）没有子女的人群就是如此：他们从公共借贷中获利，并设法将他们身后才到期的债务偿还义务转移给其他家庭的后代。

　　只有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的父母亲们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才有可能遏制借钱瘾。如果这是共和党在美国再分配战争中采取强硬立场的基础，那么他们的立场是宝贵的，因为他们是在捍卫子孙后代不被利用。从这个角度讲，共和党在当前债务上限僵局中的根本观点值得赞许，一如（比如）德国宪法明文禁止任何债务融资--这一禁令将在不晚于2016年在联邦层面实施，不晚于2020年在各州实施。

　　另一个例子是各国间的债务共同化，比如正在欧盟展开的那种。首先，个体国家的借贷规模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它们知道可以从由其他成员国出资的援助行动中免于破产。援助一开始以政府间贷款的形式实现，如此就可以画圆每个国家都偿还了自身债务的谎言。但是，只要贷款一发出，共同化就会露出本来面目，其形式便是债务豁免。

　　以爱尔兰为例。来自欧洲央行、用于整合倒闭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IrishBank）不良贷款的400亿欧元紧急流动性援助贷款在失败后被转换为利率低于市场水平的长期债券。大约一年前，给希腊的跨政府贷款到期日平均被延长到30年左右，且利率非常优惠；事实上，整整十年的利息被免去了。这一动作相当于470亿欧元的债务豁免（按现值计算）。

　　这些只是其中一些例子。眼下还在讨论针对希腊的新一轮展期和进一步降低利率。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出于完全是实际的目的，债务负担被转移给了其他国家。结果，欧元区国家的借钱胃口丝毫没有受到约束，而与此同时，欧盟"财政契约"所包含的的制裁机制一直静悄悄地躺在一边。各国并没有担起减支和增税的负担，而是选择借钱，因为它们知道可以将部分负担转嫁给他国。

　　联合担保的欧元证券已经做好了准备成为债务共同化工具。如果一国证明无法为该债券还本付息，则其他成员国将别无选择，唯有掏钱买单。

　　在美国建国的最初几十年，债务共同化导致了不可遏止的借贷冲动。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各州独立战争债共同化，全部转换为联邦债务，结果各州开始了借钱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的盛宴。运河纷纷以巨大的成本开凿，而在铁路兴起后又纷纷遭弃。

　　借贷带来的经济繁荣无非是最终破灭的信用泡沫（以及1837年金融恐慌）。到19世纪40年代初，美国当时存在的26个州（以及佛罗里达领地）中有八个破产，另有几个州岌岌可危。

　　但进一步共同化已不再可行。最终，共同化带来的只有争吵和不断增加的敌意。化脓的债务问题贻害美国多年，也加剧了南方和北方在奴隶问题上已然形成的对立。

　　因此，我们应该感谢严格的债务上限，它有助于将灾难扼杀在萌芽状态，即便这可能让政客碰个鼻青脸肿。

　　汉斯·沃纳·辛恩是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Ifo研究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