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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尔德
实习记者 危炜 北京报道
“东北亚的僵局还会持续，挑战很大，但我们不必对此过于悲观。”北京大学东北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栋对本报记者强调。
王栋认为，未来东北亚各国需要合力发展出一个共同的愿景—中国应当提出和平发展的大愿景，再从里面发展出具体的战略、政策，但首要的一点应该是不要陷入传统的大国对抗里面。
东北亚僵局会持续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当下和未来的东北亚局势?
王栋：目前东北亚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首先是朝核危机。今年年初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引发半岛形势出现紧张对峙局面。第二个问题就是领土争端。包括中日、日韩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东北亚的领土争端可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总体来看，挑战很大，但也不是那么悲观。
《21世纪》：为什么挑战很大，你还不那么悲观？
王栋：首先，和平发展还是各方的共同期望。各国经贸的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提高，中日韩三边正在开展的经济合作和自贸谈判，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三个国家和地区整体利益。但是由于领土争端的问题，经济合作方面确实受到影响。如何把控政治分歧，使其不要擦枪走火，更不要影响经济、社会和人文交流，这是一个重要挑战和任务。但在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日本现在态度非常强硬。它想在中国的周边搞包围圈，搞所谓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但日本是力不从心的，如果安倍继续这么做，未来肯定会失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包围中国，美国做不到，日本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最重要的是，各方能否发展出一个共同的愿景？希望东北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大愿景，从这个大愿景里面再发展出的具体的战略、政策，而不要陷进到传统的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里面。这也是中国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和美国、俄罗斯和欧洲要如此，和日本也同样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现在因为日本在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方面态度还很顽固，因此短期来讲，目前的僵持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的意图何在
《21世纪》：你觉得这种僵局是如何造成的？是因为历史遗留还是地缘政治的必然结果？
王栋：冷战的遗留当然有。譬如，美韩和朝鲜始终没有签和平条约，只有停战协定，这些都是一些历史遗留。但这只是背景条件，而不是主要因素。这些原因一直都在，但东北亚之所以经常离危机边缘比较接近，更多地和各方采取的行动有关。譬如，朝鲜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执意追求核武器，把它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当然是造成危机最重要的原因。至于你要说地缘政治上的利益计算，有人认为东北亚的不稳定，背后的黑手都是美国，因为它要遏制中国。有人还认为，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都是美国在背后挑唆。
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片面，这不是深入理解国际政治的好的方式，想当然就认为美国有一个阴谋。美国确实在南海要保护其利益（主要是自由航行的权利）。而确保航行自由当然也符合中国利益。因此，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而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挑唆争端，将会使美国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实际上采取的是所谓的“双重威慑”的战略，即一方面试图对中国进行威慑，同时另一方面也对日本进行约束，避免危机升级，将美国卷入军事冲突。此外，遏制中国不是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本质。美国目前战略核心是对中国实施对冲（或者说“两面下注”）的一个策略组合。一方面它要跟中国接触，搞好关系，希望中国能够被接纳到国际体系当中去，能够变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去挑战现有的体系，不去挑战美国的霸权。它也愿意在很多问题上跟中国分享领导地位，希望与中国共同应对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挑战。但它同时也做好准备，一旦中国崛起之后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怎么办？它也做好预先准备，包括强化双边军事同盟，进行牵制、防范、威慑、制衡等等。美国这些东西都在做，只是不同时期，根据其对华威胁认知强度的变化进行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09年之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或是“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质上是对中国的对冲战略。只不过，它认为中国变得更咄咄逼人了，所以加大了威慑和制衡这些带有强制性的工具的比重。总体上美国对华战略还是对冲的策略组合，只是强制性的成分变得更多了。这和之前的小布什后期是很不同的。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没有那么高。因为那个时候东海、南海的争端还没有起来。坦率地说，很多问题都有它各自本身的历史和现实等复杂的因素，不能简单地说因为美国的挑唆才出现的。不过，国际上大家又有一个底线，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擦枪走火，不愿意轻易使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领土争端，因为使用武力解决的成本将非常高。在目前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格局下，如果哪一国宣扬要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的话，国际社会都没法接受。所以这也是一个底线。
因此我们对目前局势成因要有一个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出来有它本身的历史原因，当然也有力量对比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给它们带来的焦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和中国本身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对外维权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客观上对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造成了更大的焦虑，让它们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它们觉得安全利益受到威胁，那当然希望美国进来能够平衡中国。东南亚国家也在对中国进行对冲。如果涉及到和中国有利益争端，那么在东南亚这些小国看来美国就是很好的可借助的外部力量。可以借助这个力量，对中国进行牵制、防范和制衡。我想这么理解，才会有比较平衡的一个视角，地缘政治的因素是在起作用，但也不能简单化地把它看作就是美国在遏制包围中国。对美国的意图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既不缩小，也不夸大。
“习奥会”将成为历史性会晤
《21世纪》：为什么你认为中美这次首脑的非正式会晤非常重要？
王栋：7月份的习奥会是一次历史性会晤。非正式的会晤形式表明中美关系互信程度的提升，也反映中美关系的成熟。外交有的时候涉及到人的因素，不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利益计算的问题。是人就会有认知，有情感。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一定程度上建立个人层面的互信对于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就是我觉得跟你打交道很舒服。不是觉得你这个人是个抽象的威胁，而是说你是奥巴马，我们在一起喝酒，一起打篮球散步，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种最高领导个人层面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习奥会，促进了两国领导人在个人层面的互信和友谊。双方都觉得，对方很坦诚，没有很多心里面的各自算计。然后接下来，就是“再保证”的问题。美国怎么样告诉中国我真的不是遏制你。美国会说，我怎么来遏制你呢？你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我要遏制你不是天方夜谭吗？我遏制你会和你这么发展经贸关系、会把这么多的国债卖给你吗？还有会让那么多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会接受你这么多学生到美国来学习吗？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遏制。中国也一样，中国也可以说，我不是来挑战你，我想挑战也挑战不了，挑战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且，中国在现行的国际体系里面，确实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现有的国际体系里获得了很多的好处。你非要把它说成是针对你，这种受害者心态就未免太强烈了。在外交上面应该有更多的自信。以中国现在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安全上对中国构成威胁。
因此，我认为未来应该考虑把非正式的会谈“正式化”，把它“制度化”，一年至少有一次非正式的会晤。这次习主席到加州，下次可以请奥巴马到北戴河或者杭州，然后把非正式的会谈正式化。
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是抽象概念，要从最高领导人开始往下到工作层面的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都有互信，当然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更紧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曾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式上可以做一些创新。他认为，现在的模式效率很高，但有些过于程式化，双方都是照本宣科，没有办法真正在工作层面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完全可以在一板一眼的形式之外，有一些招待会、酒会、艺术展等等多样的活动，让双方在一起自由地交流，这就非常有助于建立决策者个人层面的互信。这至少说明，美国人在认真想怎么建立双方互信。
民众之间、媒体之间的互信也很重要。少一点夸张渲染、夺人眼球的东西，让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声音更多的出来。对民意也要有引导。
《21世纪》：2012年4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由王缉思和李侃如合作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那么从中美战略互疑的角度来看，你认为韩国和日本扮演了何种角色？
王栋：韩日都是中美关系的第三方。第三方的因素的确影响了中美的战略互疑。朝核问题也增加了中美双方的疑虑。中国觉得美国是不是针对我呀，美国觉得中国就是故意护着朝鲜。因此美国就要加强和日韩的同盟，中国又觉得美国是以朝鲜为借口围堵中国。显而易见，这就增加了双方的安全困境。日本的问题就是在钓鱼岛上，中国不少人觉得是美国唆使日本来挑起这个问题来遏制中国。战略互疑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差异、对于力量对比的认知、经贸领域的摩擦，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战略互疑大家都认识到了，接下来怎么办？而这次习奥会对于提高双方的政治互信，降低战略互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无核化是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关键
《21世纪》：你认为打破僵局最核心的一环在哪里？朝鲜去核化的问题、日韩问题，还是中日问题，从解决问题的有限顺序来看，你认为优先解决哪一个？
王栋：半岛统一是一个中长远的问题，可以把它作为战略的目标。我是主张中国应该更明确地表示支持朝鲜半岛自主统一，但中间加一条反对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支持和平统一，借不借助第三方不是最关键的，只要你是和平就可以。
坚持和平统一，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再保证，又对它们的预期和行为构成制约，对韩国方面是一个再保证，降低中韩战略之间的冲突。对美国来讲，既是一个再保证，又是对美国想要使用武力对朝鲜进行政权变更的能力和意图都进行了制约。然后对朝鲜，一方面对它的安全是再保证，同时对它的行为也进行制约，不允许它有挑衅的方式改变半岛现状。这其实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且明确的提出东北亚和平发展的目标。在东北亚的和平发展的框架里面，要把核不扩散、无核化、和平机制的问题都放进去。中国其实在大的战略上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中日关系要完全解决钓鱼岛的问题恐怕很难，只能把它搁置起来。但是也没那么容易，需要国内的条件，需要领导人下一定的政治决心，付出一定的成本。这涉及到的历史问题、民族主义都纠缠在一块。很有可能就这么僵持下去，也有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觉得没必要。不同的可能性都存在。对中国来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在国际法、外交战略乃至军事层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要更加积极的把中国的观点、中国的声音传播出去。要有更加灵活和有效的外交策略组合。同时也要更加积极的做日本各界特别是民众的工作。中日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一直是中国对日外交的传统长项，应该继承和发扬好。
半岛和平统一是长期的大的趋势。但和平统一恐怕还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需要漫长的过程。
《21世纪》：东北亚局势除了靠机会窗口，能否利用或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使之缓解？
王栋：联合国当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朝核问题上，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当然要遵守。六方会谈是行之有效的机制，但是现在由于朝美双方立场迥异，重启六方会谈仍然面临不少困难。中国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我想中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应当坚持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和平机制的转换，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中国都在积极地推。我们应该有更多战略的思考和积极的主张提出来。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条件：即无核化。如果没有无核化的话，那么无论是和平机制的转换，还是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晰认识。不回到无核化的轨道上来，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和平机制根本推不动。因此，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要有很大的战略决断。
东亚一体化：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1世纪》：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年曾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希望建立“东亚共同体”。对此，你怎么看？
王栋：我想未来历史学家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失去的机会”。鸠山由纪夫提出“亚洲共同体”的想法之后我们比较犹豫，担心他提出这个想法来背后是不是有阴谋，日本是不是想要争夺地区主导权。但它其实代表了日本战略思维里面一直存在的“脱亚入欧”和“融入亚洲”的不同战略取向。如果那个时候中国把它接过来，不能说这就一定会完全改变历史进程，但很可能东北亚就不是现在这个格局了。当然鸠山下台很大程度是因为对冲绳军事基地问题的处理不当。尽管如此，如果他在中日外交上得分很大，恐怕也会降低他在日美关系方面所受到的批评。
鸠山由纪夫提出“亚洲共同体”最后无疾而终，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有一部分势力反对，美国也有戒备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实际上拒绝了，根本没接茬。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可能是一个“失去的机会”。那是改善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机之一。民主党里面鸠山在战略思路上面和其他人的基本的假定不一样，不是说怎么靠着美国来整中国，而是希望和中国携手发展，共同搞一个东亚的共同体。当然，遗憾的是，现在基本的条件已不具备了，鸠山由纪夫现在的观点在日本已经比较边缘化了，日本的国内政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民主党的执政基础已经丧失，去年在选举中大败，7月份的上议院选举再次失利。民主党要重振旗鼓短期内恐怕是比较难的。目前安倍的经济政策各方面都有比较积极的迹象，各方的数据也比较漂亮，又加上申奥成功对日本民众自信的激发，所以安倍也是信心爆棚。你也可以说这会让他更不愿做出妥协，但也可能更愿意妥协，因为这给他更大的自信、在国内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约束。但他是不是会做出妥协，也要看美国方面给他什么样的激励和压力，以及中方给他什么样的激励和压力。你要给他一个动机，让他觉得做出让步比就像现在这样下去其实还是更划算的。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想象事情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很有可能这个事情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要推动形势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做好几手准备。
中日最大的问题是两国之间应当避免把对方看成假想敌，但令人忧虑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呈现这一趋势，认为对方是自身崛起的障碍。无论是中国要和平崛起制造日本这样的敌人还是日本非要与中国为敌，都未必是理性的。双方相互的威胁认知于是就螺旋上升，都觉得你威胁我，那安全困境就愈演愈烈。这个怎么解决，并非易事。需要下大力气。
《21世纪》:你在2009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亚太一体化的文章，你现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从长期来看，东北亚一体化能否实现？
王栋:“亚太一体化”更多是体现了一种理想，但是现实比较骨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有这样的理想。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2009年香格里拉对话上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乍一听这个概念可能不现实，但是50年前谁会想到欧盟会变成今天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赞赏他的战略眼光。现在东盟一体化，可以说是一个亮点。东盟的一体化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它从冷战结束之后一直走到现在，各方面的一体化程度确实是越来越高。东盟已经提出要在2015建成东盟共同体，这也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
有人也提出说东北亚搞一体化，但目前这面临很多具体操作的问题，比如说领土争端的问题确实构成了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你要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希望整个地区进一步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走，像我们领导人讲的自己发展也确实不是以别人发展不了为前提，而是大家携起手来追求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但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国际政治往往是互动的过程。就像力和反作用力一样。你说我用力地踩了一下这个桌子，当然会有反作用力。国际政治不是说你的拳头越大，别人就越怕你，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或许有的人会说中国目前之所以面对那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拳头不够大。这种想法是对于国际政治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具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就从来不会跌跟头，也从来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是事实上凡是美国单方面的迷信军事实力，凡是它认为用军事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栽跟头。历史上有很多教训。中国不应该再学这个路子。我们的领导人也非常明确的提出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在具体涉及核心利益的方面，走出一条道路：既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能让别人觉得你中国是不讲道理的。不能自己自说自话，或者简单地认为其他人都是不讲道理的，都是赤裸裸地追求利益，只有我们讲道德。如何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确实是个挑战。
东亚一体化也很难，短期来讲还有各种利益的纠缠，只能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现在最有可能是东盟一体化。现在它们已经提出目标，2015年初步建成东盟一体化，这个目前是最现实的。对于东北亚来说，首先是怎么样把经济合作再往前推进。不要因为政治争议，导致经济关系受影响。在政治层面各方要管控分歧，找到共同利益。
作者：王尔德 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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