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即将于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也将以如何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并进而释放增长红利为核心。
从历史经验看，改革从来不会一劳永逸，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当过去不彻底的改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羁绊，当原来的正资产变成一种负资产，中国需要确定与执行新的改革路线，而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的改革路线就是以“市场化”为核心，打破当前的体制机制束缚，对资本、土地、要素等进行再配置。
实际上，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遵循的发展主线。1992年“南巡”之后，国家相继通过了分税制、国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护制度等等改革，市场化改革为中国20年来的持续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市场经济体系的“二元化特征”与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中国政府迅速组织资源，是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决不能用权力干预经济、把动用资源变成常态化，变成政府代替市场。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方面却出现了 “缺位”和“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依靠市场化力量。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因此，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必将涉及政府自身更大的改革，对自身的权力做切割，财政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以及政府改革是三中全会的三大主线。
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上看，中国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新一届政府首要的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另一方面，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内普适性的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重新启动事权与财政相匹配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方面，将新一轮改革的重心放在完善市场参与机制、打破垄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上。新一轮国企改革将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完善产业链，进行跨区域、跨所有制重组整合，大力推进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淘汰落后产能。
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释放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强烈信号。三中全会后下一步如何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才是推进政府改革的最核心一环。而其核心任务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把许多管理及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切切实实的“放权”，真正让三者各归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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