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城镇化不仅在城镇化率水平本身的提升上，更在于深度的城镇化。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城乡被划分为二元结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人口迁徙政策的逐渐放开，城镇常住人口和城镇户籍人口并不能完全对应。1978年后城市常住人口迅速上升，截至2012年底城市化率已达52.57%，相比之下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2011年底非农业户籍人口比重为34.71%，与城镇化率相差近17%，而深度城镇化的目标就在这夹心人群中。
这17%到底都是哪一类人群？造成夹心人群出现的原因既有统计方式的原因也有人员流动的原因，目前学界和官方的统计机构都没有对此展开过深入研究，很多人认为这17%的夹心人口皆为农民工，但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夹心人口的组成比大家直观认为的更为复杂。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的调研显示，2012年的农民工总数为2.6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约为20%不到，其中又可以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而本地农民工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这两类人群分别为1.63亿和0.99亿。我们通过对普查数据的测算，可以确定该类人群并不都是农民工，构成主要人群有城镇中的农业从业人员及其连带人口城镇中的农村户籍流动儿童外出农民工以及少量的本地农民工。从数量上看，外出农民工占据了绝大部分，根据2012年的数据看，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总体为1.63亿，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外出农民工作为未来深度城市化的主要对象。
虽然该类人群仅为1.63亿，但是如果考虑到该类群体人数的增长，以及所连带的落户人口，实际数字将会远远高于1.63亿。一方面，从外来务工人员的增长情况看，我们预测在2020年，农民工总数将达到3.05亿，由于外出和本地农民工结构性的变化，外出农民工数量将增长至2.14亿。另一方面，真正进入城市生活往往意味着全家人集体进入城市一起生活，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落户往往意味着带来更多的连带人口，经过我们的测算，2013年外出农民工的连带人口约为1.55亿，需要户籍改造的潜在人口数量为3.24亿，而在2020年，其将增长至4.22亿，大体上看，外出农民工和连带人口数量比例为1:1。
外来务工人员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由于户口限制，无法享受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同时明显抑制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而未来推进深度城镇化的动力并不仅仅在于户籍限制的放开，关键在于各项改革的共同推进。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难以推进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所附带的公共服务不同，从未来改革的大方向上看，应该是以降低户籍附加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提供更为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同时，我们不可忽略户籍制度改革是复杂和艰难的，改革必将是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土地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经济产能布局等。过去十多年来虽然政府的政策在户籍领域逐步放开，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到当下来看，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瓶颈已经从户籍制度本身扩展到各领域，需要以更大的力度从更高的高度推进全面的改革，当相关的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户籍改革问题自然而然将得到解决。
在各项改革都协调推进的基础上，我们对未来夹心人群的户籍改造速度做了详细测算，改革推进后未来的推进速度可能在每年1.7%。我们可以将落户人群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群是户籍化改造最快速人群，这类人群以24-44岁为主；第二类人群是户籍化改造较为缓慢的人群，这类人群以16-24岁为主；第三类人群是户籍化改造最艰难的人群，这类人群以45-59岁为主。
对比之前2001年户籍制度改革后户籍改造的推进速度来看，当时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主要还是在于放开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同时小部分省份也尝试了更大胆的改革，可以看到从2002年到2005年，非农户籍化率出现了高速增长，平均每年的增速达到1.3%，超出历史平均增速0.8%， 2003年增速更是高达1.81%，超出历史平均水平1.31%。但此次改革与前一次改革有较大不同，此次改革将是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牵涉面更广。另外，此次面临的改革不仅仅是户籍改革本身，其所需要配套的土地财税体制改革等都会有所跟进，因此所发挥的协同效应将明显高于上次，效果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此次改革的最终效果将明显好于上次。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财政的承受力，到底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多大的财务压力？许多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已经就个人落户城市所需成本进行了详细的测算，最低的有五六万，最高的有十几万，平均来看在十万元左右。我们认为，政府未来所要承担的费用包括保障房及其相关配套养老保险学校就业培训医疗市政等，我们总的测算结果是七万元。但是真正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的并不在于总成本，而在于现金流压力，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过细致测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总成本中有将近超过一半的成本来自于养老保险，而就费用发生时间来看，可以说在民工落户潮过后的15年内都不会发生大笔的相关费用，因此这一部分费用属于远期负债，短期内可以不用考虑，另外还有一系列的年度摊销费用需要每年支出。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每年1.7%的速度推进，头几年的财政压力在6000-8000亿不等，远低于全额算法的将近2.3万亿水平，从量级上看，完全可以通过开征房产税等方法解决。
许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各项改革的协调推进也将释放出巨大红利，但是改革的红利到底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出了测算的结果，红利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投资方面分为政府相关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两部分，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保障房及其配套学校医院以及其他设施配套，财政压力的近90%都是来自于这些项目，而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民用房地产领域，这主要是受到大批农民落户城镇所带来的刚性需求。在考虑到整体二三线城市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以及未来需求缓慢释放的因素下，我们计算所得的房地产投资在2014年为2000亿，到2020年将上升至1.8万亿。
相对于投资的潜力而言，未来消费的潜力更大，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报酬的提升以及消费倾向的提高两个方面。从劳动力报酬的提升上看，提升动力主要来源于三点，首先未来的劳动报酬将维持较高增速，未来中低端劳动力储备的下降将使报酬增长趋势仍然维持；其次农民工落户城市将自然带来有效工作时间延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民工平均呆在城市的时间为每年9.8个月，完成落户后这一时间将延长至12个月；另外，在城镇定居后，政府为了给予城市新移民平等的机会，将会提供各种类型的培训，农民工提升收入的空间将更大，在经过培训后一个普通打工者的月收入可以达到5000-6000元，较之前提高近一倍。由于生产方式技能的变化，农民工对于培训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根据社科院统计，以青岛为例，在青岛转移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群只有15.6%，而在广州市受过专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也仅有18.6%。
从消费倾向上看，落户人群的消费倾向将明显提升，根据陆铭的测算，在消除其他影响因素后，新来人口和城市户口居民的消费倾向差距在20%左右。究其原因来看，主要有几点：首先各种社会保险福利保障制度解除了消费的后顾之忧。农民工消费倾向与城市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福利保障不完善，抑制了消费释放。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来看，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数量仅有14%不到，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仅为23.6%16.7%8%和5.6%，落户城市后，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被解决，消费需求自然会有所上升；其次，在城市安家后，本身就有需求购置新的家电家具等物品；此外，农民工将会以家庭为单位落户城市，子女等的消费将较农村有大幅提高，也是推动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原因。
如果2014年完成相关改革，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头三年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将在1%以上，到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贡献将达到0.91%，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额的贡献率将达到5%。
从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变化来看，在整个深度城市化的红利中，投资的占比将从头一年的80%到2020年下降至50%，在结构上可以得到持续优化。从红利增量对于GDP增速的贡献上看，户籍改革在开头的增量最多，我们估算在1.5%左右，这主要体现在投资上，而后由于投资额基数的原因，总体红利对于增速的贡献将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而最为恒定的在于人群消费潜力的释放，改革后所释放出的红利能够为未来经济转型提供支持。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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