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高高在上的执政者愿意不愿意，从35年前中国打开国门的那一刻起，中国就走上了现代国家建设的不归路。尽管其中不乏意识形态的争论、经济发展经验不足带来的混乱、政治高压带来的短暂倒退等，但中国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中，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遇见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潮流、应对挑战所不得不举起的“改革火把”，对此，一些中国公民看在心里，坚定了走向现代国家的信心。
所谓现代国家，概念、实践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欧洲，演进到今天有260多年了，其内涵的关键点在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动态平衡，国家权力分配、制约与公民权利保障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取向、政治制度、文明方向和社会结构，以及在继续互动中形成的新的适应性格局。
从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来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法治、宪政民主、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中产阶级壮大、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
从中国情况来看，国家权力集中在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国企等部门中，而公民权利则分散在各个部门、领域中的个人身上。在国家权力强势、公民权利弱势的情况下，不平衡的国家格局随时处在风险考验之中，随处而生的问题也在削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这种现实的风险逼迫着国家权力部门作出相应的改变从执政党自身政治立场的角度讲就是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然，执政领导人也会比较客观地正视问题带来的压力，所以才会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不少媒体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所以用“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作为其新闻头版头条的标题。不妨引申解读一下，改革由问题倒逼而生，说明改革不是国家权力部门自觉、主动推动的，而是一种被迫的顺势而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会知道，今后的改革也会是一种自发地演进的过程，只要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压力，逼迫国家权力部门作出相应改革。
当一些专家、学者、媒体把国家权力部门主导的改革决定解读为“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时，一些中国公民总认为这种判断太过于政治煽情，而忽视了改革计划的有限理性和政治局限性。即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16个部分、60条改革意见，它也很难囊括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
比如，从1992年开始，执政者就在文件中定位市场的作用，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定位，到今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就历经了20多年的认识过程。执政者把每次定位都说成是“重大理论突破”，实际上，这只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优势的压力与执政者有限政治理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实叙述而已。
在发达国家已成共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到了中国，经历了20多年实践，才有了比较正常的认识。由此类推，对改革的认识，是不是经历了35年的实践，就一定有了符合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的正确的改革理念了呢？
至于一些人在解读改革决定时，提到很多改革亮点，一方面，意在为执政者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意在为民众提供一种长远可预期的情感支持，消除改革不确定性带来的忧虑和惧怕。“亮点”确实很多。比如，人口计生政策调整中启动“单独二胎”的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瞄准破除城乡壁垒，但大小城市有别；探索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政策，减少统考科目；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农房农地能抵押能担保；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社保改革探索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营造创业环境，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废除劳教制度等。
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看，这些“亮点”无外乎在国家权力方面做了减法，在公民权利方面做了加法。从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来，本该给公民的权利份额，长期被国家权力占据，造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低人权、低福利、低消费的角色让中国公民困苦不堪。而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使中国公民认识到了自身权利实现的重要性：既可以为个人带来生活的改善和幸福感，也可以为国家的文明、繁荣打下底子。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利，中国公民必须突破一层又一层国家权力壁垒的围追堵截，必须付出无数的血汗代价，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这些代价就是这35年历史最大的实践资本和经验，也给国家权力部门指出了一条继续改革的康庄大道：给公民应有的自由、权利，还国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
具体说来，公民应有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内容。
从经济权利方面看，这次的改革决定确实是“正本清源”、回归应然状态了。比如，非公经济地位的改善，本质上讲是从事非公经济的中国公民、甚至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享有应该享有的经济权利而已。决定上讲，“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宽投资准入”等等，都是在把公民该有的经济权利在当前国情下最大限度地还给公民个人。这是国家权力部门应该做的，对此可以肯定，但不必感激涕零。
再比如，决定上所说的“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等内容，也是国家权力部门应该做的，即合法让渡经济利益给公民个人，使公民个人可以合法地实现其经济权利。
从政治权利方面看，这次的改革决定确实动作不大，这也符合执政者审慎、求稳、怕乱、怕失去执政地位的政治传统。
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稳定，依法治国的具体措施只能渐进地增加，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要实现，也就只能从局部区域慢慢突围了。决定中提出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内容，在法治理念层面有一定进步，但是在具体执行环节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还是一个未知数。民众都知道此三者的统一，只是理想化的表述，而三者之间的不统一、冲突才是现实常态。所以，公民要想实现政治权利，还需要在实践中付出不小的代价，并通过表达不满和诉求形成现实的巨大压力，才会倒逼国家权力部门让渡本应该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从文化权利方面看，这次的改革决定也着墨不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稳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守，舆论导向要有所谓的正确方向，“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等意见，为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划定了范围。形象一点说，公民只能戴着镣铐在文化舞台上跳舞。当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措施如果能够落实到位，还是可以给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带来一些安慰。
从社会权利方面看，这次的改革决定有较多的叙述。比如，“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等内容，都意在让公民把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在当前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如果中国公民能在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两个主要方面获得更多的权益，那么，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的诉求也会随之上升，这就会给执政者造成相当的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倒逼国家权力部门让渡给公民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份额。如果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国家权力的控制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相互适应的格局，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了。
但是，一些中国公民也清醒地意识到执政者所描绘的改革蓝图能否有效地实现，还得接受实践的检验。此外，国家权力部门的官员的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公民与国家合作的意愿与成效，执政者对现代文明潮流价值的选择性吸收所引起的误解和不满等因素，都会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国家过程中的重要变量。
能否建成一个现代国家，究其根本，在于每一个中国公民能否实现他的个人自由、权利，并且，当他的个人自由、权利受到他人、企业、社会组织，或国家权力部门的侵害时，他能否受到健全法治的保护。所以，当公民个人在听到许多人、许多舆论在为执政者的改革决定大唱赞歌时，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的自由、权利有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合法实现、合法保护，因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在每一个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公民手里。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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