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朗润·格政论坛上,对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他的解读。卢峰认为,过去多年,中国宏观调控部门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宽泛的多,不仅有央行、财政部、发改委,还有农业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这种情况下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是有一定难度的。
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卢锋:各位下午好,今天看见这个场面又一次提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内容,什么内容?每过五年中国最聪明的大脑、最有智慧的人才都会集中在一块儿,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写出最好的文件。然后我们各位学界,包括媒体各位朋友会认真地学习文件,领会他的新表述解读他的新精神,然后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把它变成生产力。中国特色,新表述、新精神、新提法就是生产力。
我借今天的场合从35年改革史的角度谈两点问题,第一点,从35年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三中全会还是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如何才能够落实三中全会提到的使我们的宏观调控科学化,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
PPT表格梳理了35年前后8次三中全会主题的设定和选择,这里面除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突破性改革,专门有促进农业发展的草案。后来的七次改革主题的分布好像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逢单届和逢双届似乎有主题的切换,逢双届的党代会三中全会基本都是讲改革,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届。逢单届基本就讲发展,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者遇到困难怎么应对危机的问题。这样一个适时的观察可能也就是一个偶然的表现一个结果,但是个人觉得这个背后可能也折射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转型它的动力学机制一个展开的逻辑。
从这里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一点什么观察,几次体制改革,包括十三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一共五次,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破冰之旅,怎么估计他的成果都不为高。十二届是把改革推进到城市,从而使得八十年代全局性的改革奠定了基础。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命题,从而为九十年代后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甚至WTO的进入铺垫了政治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在过去的十年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我叫做惠民式的改革或者边际式的改革。总体来讲在一些关键领域需要啃硬骨头的部门改革可能还有一些滞后,甚至媒体说有一些欠帐。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可以看到这一次三中全会的决定确实是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个改革决定在六大领域部署了改革方针,同时又部署了十五项改革的具体政策和任务,并且很多方面含金量都非常高,你看现在媒体的评价也都非常的正面,这肯定就是一个里程碑的事情。这同时还说明,从改革35年历史的角度看还说明什么呢?还显示了一个什么意义呢?这一次决定实际上宣誓了决策层要深化改革,并且涉险犯难的决心和用于突破的勇气,并且现在初步成功地达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营造改革的普遍主流氛围的效果。我觉得这样一个超出具体内容以外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换句话来说,十年前我们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两个字也没错儿,但是现在看来或者这一次改革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完善可不仅仅是边边角角修修补补最后润色,不是这样一个边际性调整。仍然会涉及重点突破、全面深化、啃硬骨头、一鼓作气,我觉得捅破这个窗户纸,把这个认识加以提升或者说形成一个共识,这实际上也是这一次改革决定的一个额外的超出具体内容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不仅管宏观也管微观,事无巨细都在政府手里面,所以就没有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管理这一说。所以逻辑和历史都告诉我们,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提出了所谓宏观调控、宏观管理的问题。我们要随便地浏览或者学习中共的间,是在1987年十三大上,当时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基本的改革命题,同时也提出了要逐步地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后来几年,随着改革形势的推进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那么到了1992年十四大报告的时候,第一次是在权威的执政党的文件中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命题,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提到要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这样一个说法后来就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演变,基本上说在十四大和十五大这十年期间是维持这个说法,比如十四届三中全会基本延续了这个说法。但是对怎么样进行宏观调控做了一些展开的论述。这里面从我们学习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的。比如说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就提到宏观调控还要管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就是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宏观调控要管结构这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说法,然后要讲计划,也在宏观调控中起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个说法一直到十五大也都延续下来了,到了十六大、十七大就有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宏观调控的概念用一个完善的概念来表述,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媒体朋友或者我们的同学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里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结构优化不再变成宏观调控的目标,计划的说法也淡出了。但是加进了一个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还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十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也是这样,包括这一次三中全会的表述大概有这么样一些重要表述。第一把科学的宏观调控招牌擦亮了以后又那来用,第二健全宏观调控体制,这不是说完善了,二十年前健全后来讲完善,现在又回来讲健全。然后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强调机制化参与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的协调,这些都是这一次宏观调控的特点。
总体来看,过去二十多年宏调方针演变有几个特点,第一是高度重视,每次都会讲。第二是与时俱进,有一些细节表述改变内容的调整。第三就是在不同阶段保留一些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强调结构,现在强调产业政策也在宏调中起作用。这一次三中全会有几个特点,回到科学健全的说法,强调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强调机制化,强调参与国际经济的协调。
二十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讲宏观调控,十多年了,我们一直要完善宏观调控,似乎这个题目还是一个挺困难的题目。从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年实际时间来看,困难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宏调对象,在中国很多部门性的问题很多可能都会用宏观对象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处理。比如说粮食和生猪生产,钢铁和水泥产能过剩,特定行业技术标准、某些污染指标加剧,个人觉得这些问题政府可能都有必要适当干预,但是算不算宏观调控的对象值得探讨。
第二,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规的宏观管理的工具主要是总量工具,间接调节的工具,包括利率、财政。但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看工具五花八门。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处理,可能也是未来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第三由目标和对象决定,中国宏观调控部门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宽泛的多,不仅有央行、财政部、发改委,还有农业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也说他是宏观调控的主力。到底哪个部门是宏观调控部门,这大概也是未来怎么样科学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问题。个人觉得,如果宏观调控的对象过宽,工具过泛,部门过多,很多部门、很多官员都可以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来对市场的行为加以干预或者限制的话,那么你说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怎么能落实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的政策不光光是宏观的问题,具体的宏观调控的措施是个技术性的问题、短期的问题,但是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来调宏观,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实际上通过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三中全会由于在解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三中全会给我们真正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个人觉得宏观调控要做四个加法和四个减法,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到2020年我们在重要的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就会取得决定性成果,使我们制度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按照前面简短分析所体现的逻辑的话,如果这个目的真的能做到位的话,目标能够顺利实现的话,我们的宏观调控这样一个表述也或许可能会改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就是把宏观调控改成宏观调节,或者改成宏观管理。这作为一种展望也作为一种希望,应该是在下一届三中全会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好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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